作为《怀念王铎》①一书的编辑，因阅读大量文稿，使我充分感受到王铎②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深受教育。
    2007年11月18日，《怀念王铎》一书的首发式在内蒙古人大会议厅举行。会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人们争先发言，表达对王铎的深切思念之情。原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培育黑白花奶牛的育种专家刘震乙教授感叹地对我说：“一般人认为：人一走，茶就凉。可是，《怀念王铎》一书是在王铎逝世10年之后编辑出版的，这让人感到很不一般。”王铎同一些退下来的领导干部“门可罗雀”的境况完全不同，原内蒙古社科院时青副院长在文章中写道：“王老不仅‘人气’旺，而且‘人缘’好。每到春节，前去拜年的人一拨接着一拨，络绎不绝，比他在领导职位上时的情景还要热闹。”
    人们对王铎的崇敬之情不“一般”，源于王铎是一位不“一般”的领导同志。
    先不说王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私奉献；只是“文革”中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十分令人敬佩。1966年在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上，乌兰夫被诬陷“反党叛国”等莫须有的罪名，王铎不但没有“看风使舵”，反而与乌兰夫抱头痛哭，在道德、正义方面完全给乌兰夫以支持。“文革”当中，王铎没有对乌兰大说过一个字的“揭发”之辞。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王铎说：“乌兰夫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真理不容歪曲。”王铎大义凛然的刚正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尤为令人敬佩的是：1973年，王铎刚刚恢复工作，便顶住压力，以大无畏的气概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当时，“四人帮”硬是要把包括内蒙古农牧学院在内的全国的所有农业大学都迁往农村，王铎坚决反对“四人帮”这一瞎折腾，避免了国家遭受到一场财力、人力、物力的重大损失。王铎还坚持恢复蒙古语文工作，顶住“四人帮”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兴师问罪，大力开拓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
    人所共知：做少数民族工作，例如民族事务委员会，从党中央到地方多由少数民族干部担当。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干部与少数民族人民有天然的联系，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具有汉族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王铎同志作为一位汉族领导干部，却被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尊为“民族工作者的楷模”，这是很少见的。由于王铎从抗日战争的延安年代开始，就做培育民族干部的工作，他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和风俗习惯，特别是他精通蒙古语言文字，多年来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崇敬。
    王铎素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平等待人，从不分什么尊卑长幼、贫富贵贱，烧锅炉的、扫院子的、送牛奶的、送报纸的人都愿意和他交谈，因为王铎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王铎在任内蒙古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期间，常来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同普通编辑人员座谈，了解、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从来不高高在上，不高人一等。王铎从来不发脾气，不训斥一个同志。尽管王铎在工作中的态度十严肃，但人们仍感到他和蔼可亲，是平易近人的。
    同一些常常依靠别人起草讲话稿和文章的领导干部不同，王铎则自己动手起草报告，或是列出详细提纲，在秘书人员撰写后，他再逐字逐句修改。
    王铎在晚年，积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当代中国的内蒙古》，还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五十春秋》，总结他长期做民族工作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记述内蒙古革命斗争吏，对内蒙古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精辟的定论，而成为内蒙古现代、当代历史著述的范本。王铎的著述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由于他参与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建立和建设的全过程，著述令人信服，具有权威性。王铎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而且是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十分尊重的楷模和良师益友。
    《怀念王铎》一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之所以能短期内顺利出版，是因为王铎有崇高的威望，他“得道多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