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返借词，简单地说，是指被借出去的词成为对方的一个新符号后，又从对方语言中借回来。这种词我们把它叫做返借词。借出去的词在语音、书写形式、词义、语法等方面，都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都要受到借入语言系统的制约和支配，并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才能融入该民族语言系统中。如果借出去的词成为对方新事物、新概念的符号以后，在语言接触中自身又出现符号空缺，便又从对方语言中把它借回来，借回时在语音书写形式、词义、语法等方面同样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成为一个新词，最终融入本民族语言系统之中。这种返借词的出现，在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接触中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是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长期频繁接触和交融的结果。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是一个以的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杂居相处，多方面的联系都非常紧密。长期以来，彼此在共同生活和频繁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才会出现词语借入少数民族语言后，又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借回来的返借词。
    由于蒙古民族和满族在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地位和生活环境，汉语包括内蒙古汉语方言中的返借词，多来自于蒙古语和满语。这些返借词有的只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使用，有的则进入普通话，通行于全国。
　　一、返借词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博士和把式、把戏、伯克西
    把式、把戏和伯克西是汉语“博士”从蒙语中借来的返借词。古汉语的“博士”与现代汉语的“博士”所指有所不同。现代汉语的“博士”是指学位的最高级别，也指取得这一学位的人。古汉语中的“博士”则不同。它最少含有两个义项：一为官名。秦朝开始即有此设置，其任务是“掌通古今”。汉武帝又置五经博士，掌以五经教子弟。晋则置国子博士，历代因之。唐有太学国子诸博士。明清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而以五经博士为圣贤后裔世袭官。可见，博士在我国古代主要是指从事研究与讲授经学的官员，尽由精于经学的有学问的人担任，肩负教授之任务。二为对有高超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尊称。自唐朝以来，江南俗称卖茶者为博士，即茶博士；医亦称博士，即医博士：染工亦称博士，磨工亦称博士等等。
    可见，在古代，“博士”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也是古汉语里所特有的表示特殊概念的词。经学后来也渐渐为全国各民族所接受。“博士”一词，也便为国内许多民族所借用。
    蒙古语将“博士”借入后，读作“伯克西”（bagxi），意指老师、师傅、先生等。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汉语又把它从蒙古语中借回来，读作“把式”或“把戏”。
    返借词“把式”有两个义项，一是指精通某项专门技艺的人，如“张老汉是车把式”、“王二虎是犁把式”等。二是指武术，如“练把式”、“眊一眼就看出是假把式”等；也可指会武术的人。如“他是个武把式”。   
    返借词“把戏”是指一种特殊技艺。具体说也有两个意义。一指魔术、杂技一类技艺，如“杂技团地把戏耍得真不赖”。二指花招、骗人的伎俩，如“一眼就看穿他的鬼把戏”。
    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有人有时也直接借用蒙古语的“伯克西”，意指“老师”、“先生”等。如张伯克西、李伯克西。
    “把式”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常用作地名，可写作“巴格西”。“巴格西”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是一个嘎查（村）。约在1862年有位老师在此教书定居。立“屯”时以“巴格西”取名。也可写作“把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有个“把什乡”，原名“把什板申”，意为老师之住地，后改为“把什乡”。
    “博士”也被借入满语里。满语将“博士”借入后读作“巴克什”（baksi）意指“学问渊博的人”。
    有人认为，汉语的“把式”等，不是从蒙古语而是从满语中来的返借词。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尚有待进一步确定。
    古汉语的“博士”不仅为蒙古语、满语所借用，也为藏语所借用。藏语借用后，读作“巴格西”（paksi），意为“教授”、“有学问的人”。如喇嘛教学制中的“拉然巴格西”、“曹然巴格西”、“度让巴格西”等，都是对喇嘛教经学有研究、教授喇嘛教经学的人的尊称。汉语从藏语中借回来，读作“格西”（或“巴格西”），意指“教授”。一般在谈及有关藏族文化的书面语中使用。
　　2．百姓和板升（板）
　　板升（又写作“板申”等）是汉语“百姓”从蒙语中来的返借词。汉语的“百姓”专指“平民”“群众”，与“官吏”“权贵”之属相对应。汉语的“百姓”被蒙古语借入以后，读作“baocom”，意指“平房、土房、房子、房屋”等，是当初蒙古人对汉族移民的住家、住地的称呼。内蒙古汉语方言又从蒙古语中借回来，西部区多写作“板升”（或“板申”等），后又缩称为“板”。东部区则常写作“白兴”“百兴”“板石”“百姓”等，如通辽市库仑旗先进苏木（乡）的“东敖海白兴”（嘎查），奈曼旗衙门营子苏木的“查干白兴”（嘎查）、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家河牧场的“大板石图（村）”等。有的则直接写作“百姓”。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道伦百姓乡”（意为“七间房乡”）等。为行文方便，本文以“板”为代表，意指“住家、村舍、农牧民居住地或村庄、乡镇、街市”等。
    “板”一般与蒙古语言成分相组合构成地名，如呼和浩特市区的“古路板”“塔布板”“乃莫板”“莜莜板”“桃花板”“刀刀板”等。也有一些与满语或藏语成分相组合构成的地名，如“甲兰板”（甲兰，满语）、“羊盖板”（羊盖，藏语）等。
    “板”成为内蒙古汉语方言中的返借词，构成许许多多的地名，与历史上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内蒙古地区有关。
    内地的汉族老百姓，很早就有人向如今的内蒙古地区流迁。特别到16世纪中叶，今山西北部等地的汉族百姓（其中以农民最多）就有一批又一批流入今内蒙古地区。到19世纪中叶以至民国时期，关内又有大批百姓（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百姓）相继向塞外流迁，其中有不少流入今内蒙古地区。这些移民有的是由政府组织来屯垦的；有的是因逃荒三五成群流入的。他们进来后，一般都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相邻为伴。初来的移民，首先要做的是搭建起自己简单的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这些广漠的土地也没有地名。他们的房子与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无论从材料上和结构形式上都极不相同。在广袤的土地上，“房子”成了移民居住地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因此，蒙古人根据自己的认识特点，把百姓指作房子，以房子指代居住地。如：
    古路板，意指“三间房”
    塔布板，意指“五间房”
    乃莫板，意指“八间房”
    麻花板，意指“帐篷房子”
    桃花板，意指“河湾处的房子”
    刀刀板，蒙古语，意指“（山）下边的房子”
    这些蒙古语的叫法，被汉人沿用下来，最终成为地名。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板”也便逐渐扩展提升为村庄、乡镇或街市。
    3．太子和台吉
    台吉是汉语“太子”从蒙古语中来的返借词。蒙古语读作“taiji”。“太子”在汉语里原指被确定将继承帝位或王位的帝王之子。明朝即有台吉之称，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拥有的称号。清代仍用“台吉”作为赐予蒙古王公的爵位名，又有“王族”的意思。可见，台吉是从蒙古语中来的返借词，其意义仍指蒙古王的爵位和王族。
    “台吉”这一返借词在普通话里使用频率比较低，一般在谈及有关历史时才在书面语里使用。
    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台吉”又常写作“太吉”、“台基”等，多用来构成地名。如通辽市有：
    太吉村。据记载，这里曾住有一户太吉（即台吉）人家，故名。
    台吉花。“花”：蒙古语，指“坨岗”。台吉住地有个大坨岗，故名。
    台吉营子。据记载，曾有台吉兄弟三人在此居住，故名。
    4．将军和章京
    章京是汉语“将军”从满语中来的返借词。满语借入后，读作“janggin”。“将军”在古汉语里指将级军官，也可泛指高级将领或军官。在现代汉语里，“将军”是一种军衔名，指在元帅之下、校官之上的将官，如“少将、中将、上将、大将”等。“将军”一词在清朝从汉语中借入满语后，指一种官名，属武官之一，相似于“军官”、“长官”的含义，为某一部队之首领。清朝以“旗”作为军民的编制单位。在军队的职称上，与汉族的传统职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将军”一词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入满语的。汉语把它借回来以后，一般写作“章京”。在八旗编制中每300人设一佐领，满语称之为“朱录章京”；五个佐领设一参领满语称之为“甲喇章京”；五个参领设一都统，满语称之为“固山章京”等等。清朝蒙古族起义首领嘎达梅林，就曾担任过旗卫队章京。汉语将“章京”这个词借回来以后，意义与满语所指相同。普通话一般只把它用于谈及相关历史的书面语中。
    在内蒙古汉语方言中，“章京”有些地方又写作“章盖”，多用来构成地名，如呼和浩特市等地，像“章京窑”“章盖台”“章盖营（子）”这样的地名时有所见，大体都因某章京在此领兵屯驻或居住而得名。
　　5．夫人和福晋
    福晋是汉语“夫人”从满语中来的返借词。“夫人”在汉语里古今所指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里，“夫人”是对他人妻子的尊称；在古代汉语里，“夫人”则是指帝的妾或诸侯的妻子，是旧时汉民族宗法等级社会里对特定已婚女性的尊称，是汉族古代文化的反映。满语从汉语中借入后，读作“fujin”，是对王、贝勒及诸侯妻子的称号。汉语从满语中借回来之后，写作“福晋”，指清朝亲王、郡王及亲王世子的妻子。
    “福晋”一词在普通话里一般只在涉及有关历史的书面语言里使用。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福晋”有时还在满族群众的口语中使用；一些操内蒙古汉语方言的蒙古人和一些经常与满族群众交往的汉人有时也跟着使用。
　　6．姐姐和姐纪
　　“姐纪”是汉语“姐姐”从满语中来的返借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土默特一带的蒙古族和满族把它读作“jieji”，汉语写作“姐纪”，又称“新姐”，指“嫂嫂”、“嫂子”。北京市区的满族人也把嫂子称作姐姐。老北京人受满族人的影响，不仅在同满族人交往时，就是在自己的亲友中也常把嫂子称作姐姐，并带有表“亲密”的色彩。
    在旧时代，汉族社会存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强调“上下有序”、“男女有别”，并有严密细致的亲属称谓系统。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是有严格区别的，“姐姐”决不能同“嫂嫂”相混称。满族人借用汉语的“姐姐”指称“嫂嫂”，对宗法等级制度不那么严格的社会来说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土默特一带，由于满蒙联姻极为普遍，不仅满族人可以把“嫂嫂”称作“姐纪”或“新姐”，操内蒙古汉语方言的蒙古人也可称“嫂嫂”为“姐纪”或“新姐”。当地汉人同他们交往时，有时也跟着称“嫂嫂”为“姐纪”或“新姐”。
　　二、特殊的返借词——旗和盟
    我们前面谈到，“板升”是汉语“百姓”从蒙语中来的返借词，还可写作“板申、百兴、板石、百姓”等。把“板升”看作是汉语里的返借词，这是已经确定了的。但把它写作“百姓”，与汉语原有的“百姓”不论书写形式还是读音都完全一样，是否还可以把它看作是返借词?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可以看成为汉语原有的“百姓”增加了“土房”、“平房”等新义形成的多义词?当然不能。因为原有的“百姓”的词义和“土房”等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土房”等意义是通过蒙古语返借进来的，但由于它的书写形式和读音都和汉语原有的“百姓”完全一样，我们可称之为特殊返借词。
    显然，“百姓”这一特殊返借词，只是“板升”的另一种写法，而且它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小，所以它还不是典型的特殊返借词。
    典型的特殊返借词应该是“旗”和“盟”，他们都是从满语中来的特殊返借词。
    一般的借词或返借词被借入后，其书写形式、读音、意义或用法，在诸多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旗”和“盟”不同。由于当时的满族大部分人已兼通或转用了汉语，旗和盟为满语借人后，读音和写法都没有改变，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义。最初，它们的使用范围很小，只在满族和蒙古族中使用，指称特定地对象。它们在形式上看似汉语词，似乎可以把它们当作是包含了满语所赋予它们新义的多义词：但它们又不像汉语词，因为它们所增加的新义具有浓重的满族文化色彩和认知特色，而且不为一般汉人所熟悉、所了解。一般汉人很难把这些词义同汉语原有的“旗”、“盟”联系起来，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另一个词——返借词，而与汉语原有的“旗”“盟”构成同音同形词。但由于它们的书写形式和读音都没有发生变化，与前面所举的返借词有明显的差别，我们确认它为特殊返借词。
    满族原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入关以后，清廷为了加强对蒙古族和汉族地区的统治与联系，其政令文书，均采用汉满蒙三种语言文字，满蒙汉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使满蒙汉各族文化逐渐融合接近。至清朝中叶，尤其在嘉庆以后，满族上层人士与下层群众，都有许多人兼通汉语文，还有一些人转用了汉语文。到清朝末年，满语已趋式微，使用满语文的人已经不多了。辛亥革命以后几乎都转用了汉语文。我们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这种特殊返借词的。
    下面对“旗”“盟”这两个特殊的返借词进行具体的分析。
    1．旗
    旗，满语原称“固山”（gusa）。公元160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军事与生产相结合的组织，叫“固山”（gusa）。后来清廷借用汉语的“旗”逐渐代替了“固山”，成为满语借词。“旗”从此获得了许多新义。
    （1）指满族军队和户口的一种编制或组织单位。旗在汉语里原指“旗子”“旗帜”，常作为事物的标志。古人设兵必张旗帜，作为军队的标识。旗的种类很多，除军旗外，现还有国旗、党旗等。从色彩上看，有红旗、白旗、彩旗等。旗还常用以传达各种号令。旗为满语借用后，其读音与书写形式没有变化，但其所指已成为满族军队和户口的一种编制或组织单位。各旗又以颜色不同以示区别，最初设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四旗。公元1615年，由于旗丁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称八旗，分别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和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
    清朝实行八旗制度。旗为党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本行政单位，以旗治人，以旗治军。按规定，每旗（固山）管辖五个参领（甲喇，又作扎兰），每个参领管辖五个佐领（牛录）。凡满族人均被划分在各佐领之下，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堪称“出则为兵，人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清时，满族称八旗制度中的基层组织首领——佐领为“父母官”。
    由于当时长期作战，八旗制度的生产职能日趋减弱，军事职能日见突出。到雍正时期，八旗制度实际已成为纯粹的军事制度。但自鸦片战争以后，八旗制度已逐渐解体。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便彻底崩溃。
    （2）指属于八旗的，特指属于满族的。
    旗人即满族人。
    清时凡编入八旗旗籍的人，即属于“旗下人”或“在旗的”，又称为“旗人”。八旗制度崩溃以后，并不意味着满族也跟着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满洲八旗人，从民族属性上，一律称为满族人。
    八旗子弟原指八旗（满族）成员的后代。
    但是，由于满八旗成员中的贵族享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的后代也就成为非同一般、显赫一时的“八旗子弟”。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八旗子弟”丧失了过去所拥有的一切特权，从此沦为平民，而有些人在社会上无所作为。这样，“八旗子弟”后来便被用来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
　　旗袍原指满族的一种长袍。
　　过去，满族人都穿长袍。现在的旗袍是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来的，直领，右开襟。辛亥革命以来汉族妇女也开始穿旗袍，后经不断改进，款式多样，颇受女士们的青睐，并成为中国妇女的一种标准服装和礼服。
　　（3）八旗兵驻防地
　　过去的八旗兵驻防地也叫旗，现在一般沿用为地名。如“蓝旗营”（原为八旗中蓝旗兵的驻地）、“旗下营”（原设有驿站，驻有八旗兵）。
    （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
　　“旗”作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行政区划单位，有一段较长的形成过程。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清廷为了加强对蒙古各部落的统治，按照满洲制度，在蒙古地区设立蒙古八旗。蒙古八旗的所在地也叫“旗”，由旗长（扎萨克）统辖，作为清政府在蒙古王公领地设置的政权组织形式。旗内土地除指定给蒙古王公作为放牧的土地外，其余均属官地，这就是内蒙古“旗”设置的最初来源。后来旗的设置越来越多。“旗”不再只分八旗。最后，清政府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按蒙古贵族部落设为6个盟49个旗，其后又几经增减和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旗”已成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所特有的名称，如“正蓝旗、镶黄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库伦旗、阿巴嘎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在全国其它地方，都不可能出现“旗”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
    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同“旗”相并列的行政区划单位还有县，如兴和县、凉城县、宁城县等。从组合习惯上看，同“旗”相组合的，除前面提及的“八旗”（四正四镶）由清政府用汉语命名外，其他大都使用蒙古语或蒙古语夹用汉语，如“乌审旗”“鄂托克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咯喇沁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土默特左旗”等。也有一些是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夹用汉语，如“莫力达瓦达斡尔（达斡尔语）族自治旗”“鄂伦春（鄂伦春语）自治旗”等。而与“县”相组合的多为汉语成分，如“宁城县”等。当然也有极少一些县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取名的。如“多伦县”（“多伦”为蒙古语“多伦淖尔”的缩略）、“和林格尔（蒙古语）县”等。
    从上可见，“旗”的所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组合习惯也颇具特色。它与汉语里原来的“旗”不论在意义上还是用法上都有很大差异。
    2．盟
    满族借用汉语“盟”的时间及词义（所指）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清廷在蒙古地区设“旗”大体相同，但其变化的头绪要简单得多。
    “盟”在古代汉语里指诸侯立誓缔约；在现代则指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联合起来，也可指“宣誓”、“结拜”或依据一定信约结成的某种联合体或组织。
    “盟”被满语借入后，便产生了一些新义。
    （1）清朝时蒙古民族几个部落的联合体。
    清朝在蒙古地区设“旗”之后，又以蒙古贵族部落（又称“旗”）为单位，分别集结为各个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蒙古语称之为“爱玛克”，清政府借用汉语词称之为“盟”。各联合体由其所包含的各个部落首领（或称“旗长”）举行会盟，并选举产生出盟长，盟长履行其规定范围内的职责。这就是蒙古地区“盟”设置的最初来源。后来，清政府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设为6个盟（外蒙古即今蒙古国设为4个盟）49个旗。后又有多次较大的分合调整。
    （2）现指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中相当于“地区”的管理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的行政区划作过几次调整。“盟”便成为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行政公署作为派出机关所管理的区域，包括若干“旗”（或“县”）、“市”。它不是一级行政区域，相当于“地区”。
　　需要提及的是，同“盟”相组合的管理区域的名称，大都是用蒙古语，也有个别是用满语，没有使用汉语。如“呼伦贝尔盟”（现为“呼伦贝尔市”）“哲里木盟”（现为“通辽市”）“昭乌达盟”（现为“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现为“乌兰察布市”）“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盟”（现为“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均为蒙古语，只有“兴安盟”为满语。
    “盟”作为一个特殊返借词，已成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管理区域所特有的名称。
　　有人认为，上述“旗”和“盟”不是满语里的汉语借词，因此谈不上是汉语从满语中来的返借词：它们只不过是词义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义项而已。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仍可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论把“旗”、“盟”看作是新增义项的多义词还是特殊返借词，它们都是满、汉以及蒙古三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长期互相交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