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初到1966年10月，我给王铎同志当了15年秘书。1990年我退休后，又在王铎同志任主席的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作8年。我有20多年的时间在王铎同志身边工作，受到他优良品德言传身教的熏陶，健康成长，这是我引以自豪的一段人生经历。我永远怀念王铎同志。
　　王铎同志是资深的民族工作领导人。起初，我对王铎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很少。以后在工作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像是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加深了我对王铎同志的认识。1950年秋的一个早晨，在东部区党委机关球场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铎同志。当时我在东部区党委政研组工作，我和同组的都仍尼玛同志一块去看王铎打球。我和老都用蒙古语说：“咳，这个老头还会打网球呢！”可能我说话声音大了点，王铎同志听清了我的话，转过身来回了我一句：“怎么，老头就不能打球了！”1952年春天，我随王铎同志到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下乡，车走到一个蒙古包前，他让我下来问路，我问了一个牧民，可是人家听不懂我的话。王铎同志下车问路，牧民一听就听懂了，就指给我们路了。原来，是因为我讲农区的蒙古语，而王铎同志讲的是牧区的蒙古话。我在给他当秘书的头几年，报社经常给他送来蒙古文报纸校样，王铎同志看了以后，签上名叫我退给报社，原来这是报社送审的蒙古文报校样。有一次，在东部区党委召开的旗县委书记会议后，王铎同志要找布特哈旗旗委书记赛音同志谈话。赛音同志来了，我看他有点紧张，进王铎同志办公室前先问我：我说个啥好呢？我说：他问啥你就说啥。我和赛音同志都是用蒙古语对话的，王铎同志都听清楚了，他给赛音同志说：我是想了解你们旗的工作情况，你想说啥就说啥。从此以后，我知道了王铎同志是会蒙文蒙语的。后来王铎同志告诉我：为了在民族地区工作方便，他学过一点蒙文蒙语。在王铎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的一些情况。1939~1940年，王铎同志受党的委派，先后两次到伊盟各旗工作，了解敌情和民族统战方面的情况，做民情、社情、民俗、民意方面的调研。1941年，王铎同志担任陕北公学民族部主任，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开辟内蒙古地区工作做了准备。在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铎同志就到内蒙古工作，开辟了锡、察、巴、乌盟的工作，并担任内蒙古自卫军第十六师政委，和国民党反动派、土匪、地主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建立以后，他协助乌兰夫同志主管民族工作。
　　鄂伦春、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三个自治旗）的建立，标志着我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完善和发展。王铎同志领导、参与了三个自治旗筹建工作的全过程，他对三个自治旗的建立和发展状况了如指掌。1951年10月31日，我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诞生了。王铎同志说：鄂伦春自治旗建旗的日子，最后确定为1951年10月1日。这是因为鄂伦春族人民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共产党，一致要求把建旗的日子由农历的10月1日（公历10月31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即公历10月1日。1952年1月28日，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鄂伦春族人民的要求，同时为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将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在东部区党委工作期间，王铎同志经常到三个自治旗视察工作。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十分敬重他，对王铎同志很热情，很熟悉。1961年10月，我随王铎同志到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参加该旗建旗庆典活动。王铎同志对我说：你知道白斯古楞同志（时任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处长）的情况吗？1948年他率领一个工作队进山做猎民的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发动鄂伦春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白斯古楞同志的宣传发动下，曾一度听信国民党谣言的鄂伦春族头面人物贵德布带着族人从山里走出来定居了。白斯古楞同志在建旗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他当了鄂伦春自治旗第一任旗长，贵德布任副旗长。
　　牧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是内蒙古党委既定的方针。王铎同志长时期主持自治区农村牧区的工作，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农牧业方针政策，发展农牧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大跃进以后，1960年，呼盟牧区发生盲目开荒，破坏牧场，产生了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干扰了边境稳定的政治局面，引起内蒙古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962年7月，乌兰夫同志请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深入呼盟牧区解决开荒问题。王铎同志全程陪同，他在呼盟各旗召开干部和牧民座谈会，亲自接待上访的牧民，和呼盟的领导共同研究解决有关问题。由于国家农垦部在呼盟开办国营农牧场，只图机械化作业方便，大面积开荒，任意破坏草牧场。广大牧民强烈地反映说：国营农牧场把我们放牧的牧道都开了荒，我们不能放牧了，牲畜只能活活地等死。这时，开荒问题已成为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为了解决牧民进城购物、办事方便，接待上访牧民，乌兰夫等领导和呼盟公署商定，把呼盟宾馆的一栋楼腾出来作牧民招待所。我看到，喝了酒的牧民骑着马在海拉尔市大街上急驰而过，路上行人都躲开他们。呼盟的干部说：这是乌兰夫他们请来的人，不能惹他们。牧民的举动，是对牧区开荒造成的农牧矛盾、民族矛盾严重不满的发泄。王铎同志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这叫“官逼民反”，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给牧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不然，牧民是不能有这种举动的。王铎同志在言谈中饱含着对遭受灾难的牧民的同情和深厚感情。为了彻底解决呼盟牧区开荒问题，乌兰夫同志提出：在牧区开荒，首先要为畜牧业发展服务；要考虑有利于牧民打草、放牧。绝对禁止在沙地、陡坡地开荒，已经在这些地方开荒的要立即封闭，改为种树种草，并撤掉七处农牧场，封闭了二百多万亩已开垦的土地。
　　王铎同志曾分管内蒙古党委宣传文教工作，他十分重视发展蒙古语言文字。在他的倡导下，自治区设有厅局级的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设翻译机构；设有蒙文专科院校，培养了大批蒙汉兼通的民族干部；区内几所大专院校设蒙古语授课专业，蒙古族考生享受特殊的奖学金和考分照顾，全区范围内实行蒙汉文并行制度，提倡、奖励学习使用蒙文蒙语；定期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活动，检查纠正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忽视民族语言文字的错误做法。“文革”中，我区的蒙古语文工作受到了破坏。1973年王铎同志恢复了工作，任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内蒙古党委常委会）。他听许多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反映，各地不尊重蒙古语文的学习与使用，名词术语使用混乱，新名词术语不统一，蒙古语文工作无人管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他为首组成了专门工作班子，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的两个方案，向国务院作报告。国务院批复了这个报告，同意内蒙古试行并责成内蒙古革委会负责召开蒙古语文工作协作会议，请有关省区派人参加，协商成立八省区（辽、吉、黑、宁、甘、青海、新疆、内蒙古）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开展工作。王铎同志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主持召开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会议，并将会议情况和八省区协作小组工作计划再次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四人帮”的主将张春桥把这个报告压下来，打入冷宫；姚文元则以内蒙古革委会的报告中，对于名词术语的统一没有以汉文名词为基础统一蒙古语，而是提出以蒙古语统一名词术语。姚文元指责说，这是“民族地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派人来内蒙古调查，提出“要抓事件的后台和领导人”，直接把予头指向王铎同志。“四人帮”被粉碎后，于1977年8月7日，国务院以国发（1977）138号文件批转了内蒙古革委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的两个方案，批准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的工作计划。王铎同志担任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小组长，做了很多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的健康发展。
　　王铎同志热爱民族工作，熟悉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怀着深厚的感情，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他对党的民族工作奋斗一生，谱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