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本色是朴素，像草原那般宽广平坦，直白地坦露着它的自然。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偏僻的山村，祖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从小砍柴种地，割草牧猪，生活艰辛。他一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纯朴。
　　小时候，家中省吃俭用，供他读书，没指望他“出人头地”，只希望不当“睁眼瞎”，不受人欺负。父亲那时的“理想”，也只是当一名农村小学教员，养家糊口，于愿足矣。
　　是“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流亡关内，上了东北大学，读了边疆政治系，学了蒙古语文，参加了“民先”（抗日民主先锋队），加入共产党，辗转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成功了，共产党胜利了，他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了“干部”，而且成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大干部”。
　　从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成立，到1988年他卸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四十年，除了“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折磨六年，他一直在自治区主要领导岗位上。既是“大干部”，又是“老大干部”，可父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纯朴、善良、忠厚、老实，他的身上总带着劳动者的身影，和他接触，总有着质朴的东西扑面而来。他毫无骄柔之气，从无花架子，从不做表面文章。他的一生是个诚实的人，实在的人。宽厚仁慈，俭朴勤奋，深沉虑事，持重稳健，是他的特点；老实做人，老实做事，是他的信条。
　　父亲作风俭朴。1939年，在延安，当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55队）指导员，他既是老师，又是家长，还是朋友，和来自绥远土默特的蒙古族青年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打窑洞，开荒种地，砍柴烧碳，摸爬滚打，他灰头土脸，身先士卒，成为“模范”。直到今天，仍被当年的“蒙古青年”所称道。
　　建国后，无论困难时期，还是生活好过一些的时候，父亲总是衣着朴素。生活上不求奢华，粗茶淡饭而已。他到基层去，总能和农民、工人打成一片，叙谈说笑在一起。“四清”时，他在巴盟五原县蹲点，组织学习，参加劳动，吃“派饭”，举手投足，其作派神情，和基层干部群众浑然一体。
　　父亲存仁爱之心，不分高低贵贱，尊重每一个人。凡到家里谈事情的，有事相求的，他从不拒人门外，而总是热情地迎出来，认真听人家把话讲完，而后耐心地讲自己的意见，讲道理，作解释，循循善诱。他乐于结交普通人，烧锅炉的，扫院子的，送牛奶的，送报的，开车的，种菜护院的，都愿意和他交谈，他关心着他们，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父亲乐于助人，总愿意使困难者得到救助，使沉沦者获得振奋，使委屈者得到安慰。
　　小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家中的饭做好了，凉了拿下去，热了再端上来，父亲却在接待客人，迟迟不来，我们常去推开他的屋门叫了又叫。他不说什么。这样的事情几次发生。一次，他送走客人之后，严肃地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再催吃饭!人家来找我并不容易，可能要犹豫再三，下很大的决心才来。你们要懂事!”
　　1988年，陪父亲到呼伦贝尔盟，来到边境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镇，父亲几年前来过，竟仍记得来接待的镇里各位领导的名字，到牧民家中，竟也记得上次来访时的情况，家长里短，一一道来，生产生活，一一询问，贴近体己之状，让我感动。
　　父亲为人宽厚，既乐于助人，又能予人以宽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父亲蒙怨之大，受屈之重，尽人皆知。大浪淘沙，背信弃义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重新站起来工作之后，对那些曾经做了“对不起事情”的人，父亲不存芥蒂，不留挂碍，非但不加追究，反而在有事相求时，仍热心暖语，尽心相助，其肚量之大，胸怀之广，令人叹服。“文化大革命”初期，呼和浩特市二中发生学生之间的斗殴，个别人以“被打受伤治病”为名，屡上北京挥霍，经所谓“革委会领导”批准，一切花销均由王铎工资支付，以致五年之中父亲的工资被挪用一空，家中生活困难之极。“文革”之后，真相大白，自治区“落办”要给父亲落实政策，被父亲坚拒。“文革”之中，父亲腰腿受伤，一度走路弯腰困难，经医院检查，确定为殴打致伤，父亲拒绝领“伤残证”。“谋大事者不存小隙。”父亲是把自己个人的灾难放到国家的大灾难、党的大灾难当中去了，于是，个人的灾难就小到不值一提的地位了。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胸怀啊!父亲的朴素，含着崇高，父亲的朴素，体现着境界。

　　父亲的本质是刚毅，像大山那般高大坚强，阻挡着北来的风、南来的雨。
　　父亲是柔和的，慈善的，仁爱的，厚重的，又是坚强的，坚定的，坚韧的，刚毅的，这体现在他做人做事的原则性和不妥协性。一柔一刚，是父亲人性的两面。
　　父亲的刚毅，在他对理想信念的坚定追求。他在谈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曾说：旧的东西给自己带来一些苦难，但同时也是一种磨砺，给自己一个借鉴比较，促使去寻求光明，寻求进步。有了磨难，有了比较，使自己最后加入共产党。“从民族主义觉悟、爱国主义觉悟开始，从爱国家、民族利益开始，认识共产党，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逐步走到共产主义”。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父亲的共产主义信念形成的过程。父亲的一生，无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父亲善于做团结协调工作，蒙汉之间，东西部之间，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之间，协调团结，乃父亲之所长，也是父亲的人品、经历、威望使然。但是，父亲不是“老好人”，不是和稀泥者。他在重大问题上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体现了他的刚毅和坚定。
　　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自治运动时期，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在两种力量较量的历史转折关头，父亲以坚定的立场支持乌兰夫同志的正确主张，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为创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做出了贡献。
　　内蒙古解放初期，在牧区进行的以废除封建特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中，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根据牧区实际情况，对牧区民主改革制定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和“稳宽长”的办事精神，成功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民主改革方针。父亲作为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和分管农牧业的书记，是制定这些正确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又是积极的实践者。
　　“文化大革命”暴雨袭来，“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同志突遭诬陷，大厦将倾，狂澜奔涌。作为父亲，不能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又无力挽狂澜于止息，怎么办?父亲选择的是：给面临灾难的老领导、老首长出主意，设法避免深度灾难的发生，哪怕有“一线生机”。这是多么绵厚的真情!要冒怎样的政治风险!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此举，非勇者而不为也!
　　“文革”夺权，“一月风暴”，军队支左，内蒙古造反派冲击军区，斗争白热化。党中央令内蒙四方代表进京到党中央解决问题。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上层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控的党中央文革发起斗争而失利。值此危难之时，父亲毅然从“站在内蒙党委集体中支持造反派三司”立场站到支持内蒙古军区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立场，这是父亲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政治选择。按他自己当时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写，是“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父亲站到了几位老帅们和副总理的“二月逆流”一边，实质上说，就是站在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再那样搞下去”的立场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像他这样的自治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蒙古那时的暴风骤雨中，作出这样政治立场的大变化，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要有怎样的胆识!这又要有怎样的政治气魄！
　　1973年春，被批斗、军管达六年之久的父亲重新工作了，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列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直到1978年。这六年是父亲工作十分困难的年月，“四人帮”在捣乱，内蒙古局势不稳，他要工作，又要随时提防。“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股力量又试图把他作为内蒙古的“走资派还在走”的代表打倒。他工作着，斗争着，抵挡着，对付着，忍耐着，有时还要准备检查着。这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重新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他配合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领导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具有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事业。父亲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他抓紧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积极推进农村牧区联产承包制改革。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他执行得何等坚定，干得是何等痛快啊!“大难过后是福!”大难过后，在古稀之年又能为参加为内蒙古各族人民做这样一件改革开放的大业，父亲该是多么欣慰啊!
　　易经曰：“天行健，君予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予以厚德载物”。父亲的朴素纯厚和他的刚毅坚强，正是应了乾卦和坤卦的道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形容那些忠于事业尽心竭力者。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为内蒙古建设和发展，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瘁是他的红线，贯穿他一生的红线。它像一抹晚霞挂在天际，那样红，血一样地红。
　　父亲和内蒙古的渊源，就像前生注定。他流亡关内，上了东北大学。选择的就是“边疆政治系”。父亲说：“我报考边疆政治系，是志在抗日复土，寻求打败侵略者的道路，是被我国边疆地区语言风俗各异的众多民族，广阔草原，浩瀚戈壁，高山大河，雪山奇峰，丰富资源，旖旎风光所吸引，渴求将来能运用所学为边疆建设做些工作。”上了边疆政治系，父亲又选修了蒙古语文课，而和他同选这门功课的就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高个子蒙古族青年”孔飞。父亲和孔飞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正因此，上大学的头一年暑期，他们就共同组织了“边疆考察团”到内蒙古考察，后来孔飞又成为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是父亲进入内蒙古的门槛，而孔飞是父亲和内蒙古的牵线人。
　　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父亲到延安后不久，就被分配到党中央最早的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39年，父亲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单枪匹马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作社会调查；1940年，父亲率蒙古文艺考察团再赴伊盟考察。这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里最早受命考察内蒙古社会民情、文化艺术的人，奠定了他终生的内蒙古情结。
　　父亲和少数民族、和内蒙古的亲情割不断，舍不开，还在于他在延安时期的长达六年的民族教育工作。从1939年到1945年，父亲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定边和城川民族学院从事民族教育、领导工作，培养了一批批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蒙古族干部，为他日后到内蒙古开辟工作埋下了伏笔。这些干部后来都成为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和优秀的领导干部。
　　父亲有三次离开内蒙古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后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同志曾提出调他去新疆工作，他没有去。改革开放初期，老领导乌兰夫同志曾打算调他到党中央统战部工作，后跟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商量，因“考虑内蒙古工作更需要”而作罢。再前边的一次则更早，那是1946年，烽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抗日战争刚胜利，党中央已决定父亲调东北工作，令已下了，“打回老家闹革命”本是父亲所愿。但走到张家口，正是乌兰夫在那里筹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拦住不让走，加之兵荒马乱，不巧又赶着我要出生，几件事碰到一起，走不了了。乌兰夫劝父亲说：“你不能走。你做民族工作这么多年，又熟悉内蒙古的情况。内蒙古的工作需要你留下!你同意了，我去做党中央的工作。”父亲只好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打不回“老家”了，一留就留了一辈子。一个孔飞，把父亲引到内蒙古，认识内蒙古；一个乌兰夫，把父亲留在内蒙古，奉献给内蒙古。父亲和他们俩感情极深，情谊极厚。在悼念孔飞的文章中，父亲用清人龚自珍的诗“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形容与孔飞的感情；为“尊敬、爱戴的领导和亲密的战友”乌兰夫的突然去世而泪如雨下。
　　父亲终生工作在内蒙古，年轻时他三次考察内蒙古，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年时战斗在内蒙古，建设在内蒙古。晚年改革开放在内蒙古。父亲的命运紧紧联结着内蒙古。内蒙古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这种内蒙古的历史情结，燃烧着火样的热情，蓬勃着青春的朝气，使他能够在病入膏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以医生不能理解、一般人不能想象的毅力，拖着病馁之躯，参加自治区五十年大庆的大型活动，竟在油尽灯残之即，在党中央代表团组织的省部级老干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从自治区五十年的辉煌成就、基本经验，到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建议，思路清晰，有条有理，讲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怎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啊!
　　此后，他力竭，翱翔苍穹，翅折而坠，奔驰千里，一蹶不起。他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加给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一生的这最后的任务，终于放开了他的“生命之环”，这为内蒙古而始终紧攥着的“生命之环”!从1934年他考入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暑期第一次到内蒙古考察，凡六十三年；从1939年开始在延安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继而在延安民族学院做民族教育工作，凡五十八年；从1945年任蒙绥政府秘书长到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理宣传部长、锡察工委书记，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顾问委员会主任，直到离休，凡五十二年。父亲把他的毕生，他的热情、汗水和心血洒向了内蒙古大地。父亲不愧为草原的儿子，不愧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孺子牛!
　　他耕耘着，耕耘着，向着太阳，向着希望，埋头向前，直到倒下!“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大地”。他耕耘这片大地，尽瘁这片厚土，这片内蒙古的大地，这片饱含着他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的厚土。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而骄傲!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精神与大地同在，与青山永存!

（作者：王铎之子，国家财政部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