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据《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录自《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1期）。从首论修志到当前的二论修志，各地修志对文体的要求大都执行得比较严格，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朴实、简练、流畅的好志书，因此在当前二论修志中，这“六字”要求仍要继承和发扬，这是方志编纂对文体的基本要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修志人对志书文体的要求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使文体在对志书编纂起规范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制约作用。有人将“朴实”理解为古板，将简练仅仅看成是量的浓缩，将流畅简单地当成通俗来理解，导致许多志书文体古板、枯燥，可读性差。其实，对志书文体地把握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六字”之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有机的联系，由于修志人写作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差异，往往难以在修志实践中准确运用。因此，，欲使志书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和生动性，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创新。如何创新？笔者以为，斟情运用一些新闻笔法是一条可行之路。本文就此发表一些粗浅的认识，求教于各位志界同仁。
　　一、修志运用新闻笔法的合理性
　　志书能否运用新闻笔法？回答是肯定的。在大文化领域里，方志和新闻虽是两类不同的文体，但同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从定义上讲，新闻是指“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辞海》第33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而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工作条例》第3条），这两者之间至少有三点是相同的：其一，两者同属记叙文，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二，两者都要求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其三，它们都具有教化人民和服务人民的功能。这里有一个对志书服务领域的定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志书不同于市场上的畅销书，这个特殊的信息载体，从出版之日起，就服务于特殊的群体，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少人问津是无须奇怪的。”（高岳言《志书续修的几个理论问题商榷》，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笔者以为，如果将志书的少人问津当作“过去时”，反映读志用志中的一种不正常状态，是符合实际的，但若将此作为必然的或理所当然的，就值得商榷了。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修志人“要知道政府需要什么，怎么为政府不断提供用志资料；还要知道怎样为各级干部、为学校、为普通百姓提供服务，怎样为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提供他们自己的家乡志，等等。”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广大读者服务，是国人对方志编纂工作的基本要求。方志和新闻都是大众文化产品，都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功能，方志“少人问津”的现象只能说明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而不是方志本身的问题。如何使方志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大众，使方志从服务“特殊群体”到服务“人民大众”，从“少人问津”到“炙手可热”，是当今我们每个修志人和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目标，方志“少人问津”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方志编纂理论上，运用新闻笔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古代文论家说：“文有大法，无定法”（元人郝经语）。时代是在发展变化的，方志的体例和写作规范也理所当然地发生变化。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清人章学诚说：“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范准绳，不可忽也。”（《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但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构成情况和修志理念已经有很大变化，因此再继续严守章学诚的“史家法度”就不合时宜了，于是李泰芬在《方志学》一书中提出异议：“凡为学人，但求其当不当，不问其例不例。倘修方志，皆当一本故例，则实斋本人，将无地自容矣。即其独创之掌故、文征，又何处以求例耶？”由于思想的解放，民国时期的志书大都比此前的志书有了较大的提升。当代方志界的有识之士也大力倡导方志编纂的多样化，有学者提出：“我们现在编修新方志必须提倡志书内容、文本体式、表达方式、编纂方法、编纂风格的多样化。方志编纂提倡多样化也是编纂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单一、贫乏、雷同是方志编纂艺术的大敌。”（韩章训：《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第111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由此可见，志书适当运用新闻笔法在方志理论上是立得住脚的，同时在修志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志书的新闻笔法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从修志实践看，首轮修志运用新闻笔法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普遍。这是因为人们的思维受到传统修志理念的束缚，在文体上不敢超越前人。但二轮修志情况就不同了，不少志书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新闻笔法，使志书具有了灵气，这是对志书文体的一种大胆拓展和创新。2003年，天台县志办主任庞国凭把方志编纂概括为“全景图、立体照”，这一理念已被当今方志界所认同，浙江省方志办王志邦研究员甚至将“全景图、立体照”作为在萧山、义乌等地开培训班时的授课题目。那么，什么是“全景图、立体照”？笔者以为，除了在内容上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外，还包括运用新闻笔法对社会生活作生动的记述。运用新闻笔法能深化记叙层次，表现人的思想感情。1976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是神舟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最为悲痛的事。不少方志记述就是一句：“全国人民极为悲痛”。而《枣强县志》这样记述：“……次日凌晨，电台播出讣告时，许多人伏枕抽泣，放声大哭的颇多。连日来，群众自发停止娱乐活动，无知幼童有笑颜，有的长者也给以责备。”对人民群众的悲痛情绪作了生动的记述。这是志书运用新闻笔法的成功范例。《开化县志（1986～2005）》在设计篇目时就很好地运用新闻笔法来反映相关史实。上世记80年代，开化县艰苦奋斗办教育，大力开展危房改造，成绩斐然，当时在全省是作为“开化精神”被广泛宣传的，对这一史实，开化修志人没有平铺直叙去记述，而是全文转载了当年《光明日报》上记载这一史实的一篇通讯《这里—学校的房子最漂亮》，既生动活泼，又典雅大方，极富思想性。这就是新闻笔法。续修《衢州市志》在编纂时对运用新闻笔法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在编纂思想上力求“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不仅是编纂思想上的创新，在编纂实践上也融合了新闻的要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运用新闻笔法写人物，创出了新路。他们写人物大都采用新闻笔法，不仅写出人物的事迹，还写出人物的形象，这就摆脱了过去志书记人平面化的弊端。这在当前二轮修志中是不多见的。在这种新闻笔法中，既有描写，也有记叙，也有评论，只不过它不以一般的面孔出现，而是结合志书的特点，以记述和白描为基本方法，既写意,又概括,保留一些极有代表性的细节,从而使志书具有较多的鲜活性，有冲击力，有震撼力，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新闻笔法产生的阅读效果是其他笔法所无法取得的。
　　三、修志运用新闻笔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斟情运用。所谓斟情运用，就是在志书编纂中不能全部运用新闻笔法，而是要根据修志的需要，在必要的地方适当运用。这是因为，志书与新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新闻与时势关系密切，具有浓厚的宣传色彩。志书显得比较“庄重”，所记载的时间上限往往比较远，时间下限也总是在搁笔当年以前。因此我们在修志时不能片面地强调新闻笔法，尤其是对一些静态的事物，如自然、环境、大事记等就要严格按照志书的文体去撰写，而对一些动态的事物和人物就可以适当运用新闻笔法。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样文体不统一，还是志书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世上纯而又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何况志书本身是多体并用的。我们只要做到“古为今用、他为我用”，不断创新，就是正确的。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确立和贯彻古为今用和他为我用原则,是当代方志编纂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年鲁迅在论及中国文学发展问题时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采用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中国文学发展是如此,中国文化发展也是如此。此中的“我”是指当代方志编纂事业,而“他”是指中外各种非方志文化。笔者以为，在当前二轮修志中，运用新闻笔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不妨思想更解放一些，大胆的“他为我用”，采用新闻笔法，使志书的面貌产生新的变化。  
　　二是着眼于志书的生动性。志书的生动性是指志书内容鲜活、有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前所述，志书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必须拥有更多的读者群，以前的志书大都编得古板、枯燥，不为群众所喜爱，我们运用新闻笔法就是要让志书生动一些、活泼一些、可读性强一些。因此我们在修志时，应当吸取新闻写作中的精华，对一些动态性的事物和人物，运用新闻笔法来表述。这样做可能效果就不一样，因为新闻更便于将史实写深写细。要通过你的语句,让读者不知不觉进入现场和事实,自己思考得出结论,而不是你直接告诉他。这样运用新闻笔法,我们的志书就有了较多的生动性。
　　三是避免政治化。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联，我们修志人在运用新闻笔法时要避免政治化倾向，这是当前修志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志稿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奋斗目标对入志资料进行格式化处理，使志书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报告；有的将大量应时性的政治术语作为志书语言，并不厌其烦地为这些奉作结论的政治术语做注脚；有地对县情进行不符合实际的渲染，以至于背离入志资料的本质内涵，形成资料之外的虚假记述等等。这种情况应当努力加以克服。当然，运用新闻笔法不是不要讲政治，而是要将其政治观点融入到史实中去，不能用政治术语代替志书语言，不能造成明显的宣传色彩。这是当前修志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