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成龙煤炭杯”首届八省区蒙古族歌曲电视大奖赛中，席慕蓉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乌兰托嘎作曲)，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受到了嘉奖。

早在2000年2月，在内蒙古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由著名歌唱家德德玛首次演唱这首歌之后，就受到各族听众的广泛青睐，广为流传，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鄂尔多斯高原，从额济纳沙地到兴安岭林海，这首歌就像蒙古族民歌《诺恩佳》、《达那巴拉》那样，在草原上很快传唱开了。如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在内蒙古地区，乃至八省区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词写得非常独特、优美、感动人。它同席慕蓉的其它乡愁作品一样，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草原故乡的深深眷恋和热爱。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  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的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  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  找到回家的路

我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    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理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心理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和喜悦，常常催人泪下，感动至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我心理明白，我们蒙古民族当代女性中，席慕蓉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才女。她的诗，她的散文，就像草原上流淌的西拉沐伦河水，在读者的心中流淌，流淌。

我同席慕蓉女士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97年秋，内蒙古大学建校四十周年校庆期间。9月8日中午，内蒙古大学蒙语系师生们在新城一家饭庄聚会。我是蒙语系58年入校，63年毕业的第二届毕业生。因此，我们班的餐桌摆在主桌的东侧，近挨着主桌。中午12时许，蒙语系新老领导及有关教授、专家们，各个满面笑容，缓缓步入餐厅时，同学们站起来热烈鼓掌欢迎。

前来参加欢聚的老师们走到主桌旁，各就各位坐下后，原蒙语系主任巴·布林贝赫教授介绍说：“同学们、老师们，今天前来参加我们系联欢会的客人有——台湾蒙古族女诗人、散文家、画家席慕蓉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的到来!”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有的同学按照蒙古民族传统礼节，向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献上哈达，表达了师生们的欢迎和祝福。

席慕蓉——同学们非常熟悉而又敬重的女诗人，在大家的热烈鼓掌声中站起来，面露笑容，微微欠身，向大家也表示了节日的祝贺。

同学们向主宾桌的老师们纷纷敬酒的间隙，我在老同学原蒙语系主任格日勒图教授的介绍下，与台湾著名女诗人席慕蓉问候相识。

格教授介绍说：“这位是敖力玛先生，向内蒙古的蒙文读者，首次翻译介绍您作品的，就是他，……。”席慕蓉教授站起身，与我相互问候祝福的同时，表示了谢意。

我与席慕蓉相识之前，把相机交给同班老同学巴拉吉尼玛先生，委托他把我与席慕蓉会面相识的一刹那，请予拍摄下来，留个纪念。老巴同学不愧是报社的高级记者，抢拍了两张使我十分满意的照片。

这次与席慕蓉会面相识，本应有几个要询问请教的问题，但在宴席间不便细谈，向主宾桌敬酒的同学又络绎不绝，我只好询问她在呼市下榻处而告退了。

能与席慕蓉相识，我感到很高兴，但也感到非常突然和仓猝，应该询问请教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提出，就匆忙告别，却有些遗憾。有无再会的机缘，那就不得而知了。散席后，我回到家里总觉得不能错过这一难得的机遇。于是，下午四时许，我“打的”去席慕蓉下榻的内蒙古饭店，在总服务台寻问了席慕蓉住房号码，登上八楼，非常有礼貌的轻轻敲响了她的住房门。房内没有动静。我又敲响两次，仍无动静。我觉得她不在房间内，只能遗憾而回了。

对这样一个匆忙相识，而又匆忙告别，我有些不满足，当晚八时许，我又打电话给内蒙古饭店总机，要求把电话接通到席慕蓉八楼住房内。

电话打通了，我非常高兴的自我介绍说：“我叫敖力玛，今天中午相识的那一位先生。我打电话给您，有一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向您请教。打扰了您的休息，深感报歉!”

“不客气，您有什么想问的，请讲!”席慕蓉在电话里说。

“八年前，我在蒙文杂志<内蒙古妇女>上翻译介绍您的作品时，您的姓是‘席连勃’，在蒙古语里是什么意思呢?我没能搞清楚，也查阅过一些蒙古族有关姓氏资料，尚未查到。因此，向读者没有交待清楚，故向您请教打问。”

席说：“席连勃在蒙古语里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只是老人这样说了，我也就那样写了。”她说的老人，是指她的父亲，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的席振铎老先生。关于席振铎老先生，我在《内蒙古文史资料》上多次读到，他的蒙古名字叫拉西敦都格，英文水平很高，四十年代中期，他在北平曾任英文翻译。要搞清“席连勃”一词的蒙古语内容，非找席振铎老先生不可了。   

为了搞清“席连勃”一词蒙语内容，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的孩子在波恩大学进修，其妻子去德国陪读时，我委托她要找到席振铎老先生，请教“席连勃”一词的蒙语意思，并要求及时转告我。可是，她一去几年还没有返回，托办的事情也就杳无音信了。

2000年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包祥、格日勒图二教授，去西欧一些国家访问讲学时，我又委托格教授，无论如何要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找到席振铎老先生，询问一下“席连勃”一词的蒙语意思。格教授出访回国时，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告知我，席振铎老先生已经谢世归天了，托办的事情也就未能办成。

据格教授猜想，“席连勃”一词可能是满族语。满人统治察哈尔二百多年，察哈尔人起满语名字的很多。“席连勃”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满族语还是蒙古语?我至今尚未搞清楚。

我在电话里向席慕蓉谈的第二个问题是，1992年我在乌兰巴托认识了一位蒙古国“茂尼斯”公司经理格瓦尼先生。他是1990年席慕蓉与王行恭去蒙古国访问旅行时，出面接待的人。他对我说，如果遇见王行恭先生，请转告他，把在蒙古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寄给他几张，以作纪念。

席慕蓉说：“我们从乌兰巴托返回台湾后，照片早已寄给他了，他可能没有收到。格先生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人。我们在蒙古访问期间，多亏了他的帮助。您有他的通讯地址吗?”

我说：“有他的名片，天这么晚了，无法送去”。她说：“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在呼和浩特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您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去呼和浩特中山路新华书店，在那里会面，可以吗?”“好的”，我在电话里愉快的答应了她的要求，表示明天上午一定要把格瓦尼先生的名片送去。

席慕蓉要在呼和浩特新华书店签名售书的消息，我告知了从辽宁省阜新市前来参加内大四十年校庆活动的同学戴瑞山，问他愿不愿意与我同往?戴高兴的表示，愿意同往。他还说：“能有机会与著名女诗人席慕蓉相识，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回到阜新可有向老同学们吹一吹的内容了”。果然，2000年底，戴瑞山与妻子王凤英女士合著出版的《献给蒙古族文化教育事业的礼物》一书中，刊用了由我拍摄的席慕蓉给戴瑞山签名的照片，在当地蒙古族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9月9日上午，我和戴瑞山同学用完早茶，步行去了中山路新华书店。在那里等候席慕蓉签名的热心读者很多，似乎要把书店一楼大厅挤满。大约九时一刻，席慕蓉在数名男女青年的簇拥下走进书店大厅，在服务台一张桌子旁坐下后，读者们自动排成长长的队列，等待签名。这时，有的读者向席慕蓉送鲜花，也有的读者献哈达。由此可见，席慕蓉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有多深，就不言而喻了。

席慕蓉这次在呼和浩特签名出售的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出版的台湾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席慕蓉自选集《时间草原》、《生命的滋味》、《意象的暗记》和《我的家在高原上》等四本。书的封面绘图、内页插画和图片，都是作者自己编排的。

当人们排队签名的间隙，我挤到读者队列前头，把蒙古国“茂尼斯”公司经理格瓦尼的名片和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她时，她面带笑容，频频点头，表示谢意，还用蒙语说了一句：“巴意日啦”!

二

我第一次接触席慕蓉作品，那是在1988年春，她还没有踏上“那块梦中的土地”之前。当时我在内蒙古电子学校任职，建校工作比较繁忙。有一天早上，我因公务去北京时，我那可爱的小女包颖，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几个字，递给我说：“爸，您从北京给我买回这本书来!”我接过纸张一看，上面写着“无怨的青春”五个字。当时女儿正备战“高考”，忙着要上学去，我没有详细询问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社，只是把纸条叠好后，装进上衣兜里。

进京后的第三天下午，路经王府井大街时，我去了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那家新华书店（现已拆除），向服务员询问，“有没有这一本书?”我把女儿写给我的纸条拿出来，递给服务员看。服务员把纸条接过去看了看，不假思索就说：“对不起，没有这本书”。当时我公务缠身，还有其它事情要办，故在京城里没有仔细寻找这本书就回来了。

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那座三层小楼的新华书店，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之。当时我在呼和浩特读大学，每逢寒暑假回科尔沁老家时，都要在北京换乘火车。王府井大街离火车站较近，交通又方便，每次路经北京时，我都要到王府井这家书店博览新书，打发候车时间。这家书店当时在北京城里也算是较大点的书店之一，对我印象很深。

返呼后的某一天上午，女儿早早起床上学去了。我手里拿着墩布，走进女儿的小房间，给她擦洗地板时，发现在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无怨的青春》。这不是女儿要买的书吗?我不由自主地拿起小册子看了看。这是一本诗集小册子，作者是席慕蓉。我靠依墩布拖把，随便翻阅几页后，觉得诗写得非常独特，含蓄，充满激情。如《山百合》一首中她这样写道：

与人无争  静静地开放

一朵芬芳的山百合

静静地开放在我的心理

……

又如《山路》一首中，她说：

而今夜  在灯下

梳我初白的发

忽然记起一些没能

实现的诺言  一些

无法解释的悲伤

……

这些优美感人的诗句，对我心灵的触动很大。通过初读席慕蓉几首短诗，悟出女儿要买《无怨的青春》一书的愿望了。

女儿要买书，读书，我从不阻挠和拖拉。唯独这一次，女儿要买的书，我未能及时买回而感到歉疚。

女儿放学回来后，我问她：“孩子，这本<无怨的青春>，你是从那儿买到的?”女儿说：“从同学处借阅的”。

“席慕蓉诗写的不错呀!朗朗上口，非常感人。她还是一位蒙古族诗人……”我的话还没讲完，女儿接过话茬，说：“爸，席慕蓉是港台澳和大陆沿海地区校园中非常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的一些诗和散文，屡屡获奖，畅销不衰，轰动了整个港台文坛。据说，她的祖籍和我们家的祖籍一样，都是察哈尔人”。

女儿的话，引起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了深入了解和学习席慕蓉作品，我就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在呼市地区一些新华书店和街头书摊上仔细查找席慕蓉作品，不到半年时间内，不仅买到了《无怨的青春》一书，而且还买到了《七里香》、《有一首歌》、《时光九篇》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对这些书，我就利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反复认真的阅读，深刻领会她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有人说：“她的诗印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心上”；也有人说：“她为我们的诗找回了许多失散的读者。”的确，我就是一位失散多年，心灵早已麻木了的读者。她的诗以“清朗、真挚的独特风格”，打动了我的心，……。

我虽然1963年大学毕业，也喜欢写作。早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曾经用蒙文写过几首短诗和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在同学中稍有影响。后因“文化大革命”，搁笔后再没有产生重新拿笔的念头。对于文学创作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因此，八十年代初，台湾文坛上出现席慕蓉这位深受读者欢迎的蒙古族女诗人，我却毫无知晓，还不如读高三的女儿，惭愧啊!

我读席慕蓉诗和散文，备受感动和启迪。尤其是读《命运》、《出塞曲》、《狂风沙》、《高速公路的下午》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乡愁作品后，她那种向往草原，眷恋故土的浓浓乡情，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她无论漂泊到天涯海角，始终寻找着“回家的路”，“走的再远／也从来不会／真正离开那／青碧青碧的草原”。

特别是《乡愁》一首诗，一共七行62个字，却把漂泊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比喻成“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只有热爱自己的原乡，热爱自己的族群，以自己的“血源”为荣的她，才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动之以情的诗句。我含着泪，读她的：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这是多么优美感人的诗句啊!它对我那颗麻木已久的心中，突然产生出——“应该把这些美丽的诗歌和散文译成蒙文，介绍给蒙古族同胞”的美好愿望，要让蒙文读者们了解，在台湾还有一位想念草原家乡，希望用“古老言语”演唱《出塞曲》，“骑马归故乡”的蒙古族女诗人——席慕蓉。

三

席慕蓉说，她的家乡是察哈尔盟明安旗（今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我的祖籍也是察哈尔林丹汗部，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祖上因抗清，被收编后，设置察哈尔蒙古八旗，不封王、公和台吉，委派满族人任“安本”诺谚，管理旗政。

据手抄蒙文史料称：清顺治初年，哲里木盟十大扎萨克王爷，以大畜五千，小畜一万头（只）之厚礼，贡献给外甥爱新觉罗·福临。如何管理这些生畜，清廷决定在科尔沁南部设置苏鲁克旗，从察哈尔蒙古八旗牧民中抽选人员放牧。

林丹汗的第四世子孙，我的祖辈高力涛、昭拉图兄弟二人，从察哈尔镶黄旗被抽调，派往新设置的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顺治六年夏，高、昭二人携家带口，来到苏鲁克旗，在宝尔陶海一带为皇宫放牧，成了旧苏鲁克旗牧民了。

清末年间，当地发生骚乱，高力涛的嫡系子孙万宝一支，逃难逃荒到科尔沁，几经周折，最后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又称博王旗）雅玛图苏木哈吐塔拉屯，投靠岳家兄弟定居下来，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

对于祖先已散失的历史，我早在读大学时就产生整理家谱，留给后人的想法。但是，由于所能找到的史料比较少，除了口碑传说外，文字材料寥寥无几，故至今未能动笔。

为了实现整理编写家谱的愿望，我在积极搜集有关察哈尔蒙古八旗的历史资料过程中，听说原内蒙古民委副主任高兴赛先生退休后，参加了《察哈尔史话》一书的编撰工作。高兴赛也是察哈尔人，早年留学日本，对察哈尔近代历史人物颇有研究。

1989年10月上旬，我走访高兴赛先生，说明来意，提出借阅《察哈尔史话》的要求。对于我的来访，他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编写《察哈尔史话》一书的经过，并解释说：编写《察哈尔史话》主要是针对近代和当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早些的历史就没多涉及。

我们谈得很投机，在交换察哈尔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时，我说：“原察哈尔盟明安旗贵胄席振铎的三女席慕蓉的诗和散文，在港台地区很受欢迎。我认真阅读了她的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和散文集<有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想把她的有关诗篇和散文译成蒙文，介绍给蒙文读者”。我的这番话虽然无意中脱口而出，但高兴赛老先生听之后，却鼓励我说：“应该，应该如此。据说席慕蓉最近还来过内蒙，访问过她的家乡正镶白旗，刚走不久。中蒙医研究所的索德纳木达尔札先生参与了对她的接待，你去找他聊一聊，他可能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高兴赛先生的这些鼓励的话，大大增强了我对翻译介绍席慕蓉及其作品的信心。有一天早茶后，我按照高指给的方向，去中蒙医院家属宿舍区，寻问了索德纳木达尔札先生的住宅楼及房号，摁响了门铃。

索德纳木达尔札了解了我的来意后，愉快的接待我，并拿出他在锡盟拍摄的有关照片，介绍说：“席慕蓉的父亲与我父亲交往比较深，我叫她父亲为叔叔。席慕蓉在家里排行老三，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她的大姐席慕德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现定居美国。席慕蓉的丈夫叫刘海北，山西大同人，物理学博士，……。”

我说：“索先生，您能否用蒙文写一篇文章，介绍席慕蓉及其家庭情况。让我们一起向蒙古族读者介绍席慕蓉吧!把介绍文章刊登在我妻子任职的<内蒙古妇女>杂志上，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她……。”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听到要发表文章介绍席慕蓉，高兴的接受我的要求，不仅答应写一篇介绍文章，而且同意把所有照片借给杂志社选用。

我从索家返回后，与任编辑室主任的妻子春花一起商讨和策划，如何介绍席慕蓉，稿件和图片怎样安排，交换了意见。俩人都觉得，介绍席慕蓉，要尽快发稿，不图稿件数量，而求发稿速度，让农村牧区的蒙文读者们尽快了解席慕蓉。

数日后，索先生把写好的稿件送来了。我就像一位责任编辑那样，认真仔细的阅读了他的来稿，觉得有些提法与席慕蓉在书中谈的情况不一致。为了把情况介绍得更准确些，我在索先生初稿的基础上，以席慕蓉在书中谈的内容为准绳，采取拾遗补缺的办法，重新改写了索的来稿，形成了《台湾著名画家、青年诗人席慕蓉及其家庭简介》一文，以索德纳木达尔札的名誉发了稿。

由我编写的《席慕蓉其人其诗》一文，以及由我翻译的席慕蓉短诗、短文：《命运》、《有一首歌》、《无怨的青春》、《高速公路的下午》、《出塞曲》、《隐痛》、《乡愁》、《狂风沙》等八篇，与索德纳木达尔札来稿一起，均刊登在《内蒙古妇女》杂志（蒙文）1989年第12期上。本期《内蒙古妇女》杂志的责任编辑是我的前妻春花，她在我的要求和建议下，除了刊登上述文章和译文外，杂志的封面上安排了席慕蓉的特写照片。封底的里外两页上也登载了席慕蓉在锡盟家乡探亲的图片共九帧，均由索德纳木达尔札提供的照片里选用。

这期《内蒙古妇女》杂志能够介绍席慕蓉，并且能够顺利印刷发行，春花女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她的责任编辑，我的希望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本期《内蒙古妇女》杂志在装订分发时，我要了三本，一本送给高兴赛先生，一本送给索德纳木达尔札先生，一本委托索先生转送给台湾的席慕蓉女士。后来，席慕蓉在文章中谈的：“那些被译成蒙文的短诗，竞然一直传到我的梦土之上，传到那遥远的内蒙古家乡”，就是指《内蒙古妇女》杂志上翻译发表的那些短诗。

这期蒙文杂志《内蒙古妇女》发行后，在蒙文读者中马上就有了反应。有的读者写信给杂志社，要求多介绍些在海外，或在异乡从事各种职业的蒙古族名人们的业绩，使蒙文读者们更加广泛的了解他（她）们，关爱他（她）们。

我了解情况后，针对读者的来信，1990年又翻译了席慕蓉丈夫刘海北写的《家有名妻》一文，仍发表于《内蒙古妇女》杂志。

四

台湾女作家张晓风为席慕蓉诗集《七里香》所作的序文中这样说：“一个叫穆伦·席连勃的蒙古族女孩，……她的名字就是‘大江河’的意思，她的蒙文全名是穆伦·席连勃，但是，我们却习惯叫她席慕蓉，慕蓉是穆伦的译音。”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慕蓉是蒙古语，江河的意思，席是姓，是席连勃氏。

对于一个女孩，长辈人为什么要给她起个“穆伦”——江河之意的名字呢?果真是因为“一个女子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在河的这边，或者那边”吗?我的理解是非然。那么，为什么要给孩子起“穆伦”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席慕蓉1943年出生于重庆乡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母亲河长江的流经处，她出生于大江边，与江河有机缘吧!

其二，席慕蓉母亲的家乡是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这里是西拉沐伦河的发源地，席慕蓉外婆多次给她讲述过西拉沐伦河的故事，他们把怀乡悲切的心情，集中体现在给小女孩起名字上罢了。

其三，席慕蓉父亲的家乡是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这里是干旱草原，祖祖辈辈“逐水草而栖”的蒙古牧民们非常珍惜水源，他们把江河看作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源。正如有一首歌中唱的那样：

河水流遍了绿色的草原，

草原上充满生命啊生命。

所以，草原上的人们往往用“江河”给孩子起名字，这是他们喜欢江河，热爱江河，崇拜江河的一种表达方式。

西拉沐伦河是一条流遍昭乌达和哲里木草原的大河。它源于昭乌达盟的克什克腾旗，静静地向东流去，流到翁牛特和巴林草原后，与南面流来的老哈河相汇，调头向北，直奔科尔沁草原。流至通辽市时，人们一般称其为“西辽河”。但当地蒙古人仍然称其为“西拉沐伦河”。

我出生的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乡是沙坨地，这里没有河流。1952年暑期，我考入通辽市蒙古高小（小学六年级），第一次乘火车离家进城求学。当时的蒙古高小，在通辽市明仁大街的西段，离西辽河较近，大约有四、五华里吧。

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去河边抓耗子，手里拿着煤铲子、木棍子之类的小工具，争先恐后爬上为扩城而修筑的河堤大坝，举目瞩望时，满槽的西辽河水滚滚向东北方向流去，气势宏伟、壮观，显得格外神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河流，而且是看到了村里民间说唱艺人常常演唱的那条西拉沐伦河。

记得说唱艺人拉着悠扬的四胡，用蒙古语演唱《嘎达梅林》之歌：

北方飞来的小红雁呵，

不能不落西拉沐伦河，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蒙古人民的土地。

嘎达梅林是民族英雄，“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他造反起义，反抗王爷，最后跳入滚滚向东流去的西拉沐伦河，以身殉难。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神奇的西拉沐伦河，想起英勇就义的嘎达梅林，对西拉沐伦河，对嘎达梅林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对我这颗尚戴红领巾的少年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深深的烙印，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啊!

因此，1958年开始，我用蒙文习作时，给自己起了“木仁”（江河的意思）这个笔名。蒙古人里叫“木仁”的人很多，为了区别于其他叫“木仁”的人，我在“木仁”二字的前面加进父亲名字的第一个字，称之为“道·木仁”了。

1959年，我的一位同学斯琴高娃，把我写的短篇小说《家庭纠纷》译成汉文，发表于内蒙古文学杂志《草原》时，把笔名“道·木仁”的“道”字去掉，把“木仁”二字音译成“牧人”了。从此以后，我在大学五年学习期间所发表的那几篇短篇小说、诗歌、杂文等都采用了“牧人”这个笔名，蒙文上叫“道·牧人”。

1989年，当我第一次接触席慕蓉的作品，把她的几首乡愁短诗译成蒙文，向蒙古族同胞介绍她的时候，觉得我们是同名不同姓的同一代察哈尔人，这虽然是一种偶然巧合，但她那向往蒙古高原，热爱故乡，从心底里唱出的那一首首悲欢之歌，使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她的确确是我们这一代蒙古人中的杰出女才，应该写入《察哈尔史话》。

1989年，我在《内蒙古妇女》杂志上翻译介绍席慕蓉的几首短诗后，在蒙文读者中反响比较强烈时，我曾经产生，要把席慕蓉的散文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我的家在高原上》的有些文章选译成蒙文，在《内蒙古妇女》杂志上继续分期分批发表的愿望。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愿望变成现实，还有一段距离。

我这个人命不好，命运总是与我过不去，常常把我的美好愿望，一一击破、击垮。1996年5月29日，我那可爱而可怜的小女包颖，不幸溘然病逝，丢下我这个年近花甲的老父亲，去了天国。女儿的突然离世，使我遭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深重打击。上苍对我不公平，为什么要我忍受“老年离子”的苦难?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神灵的意志，不可违抗吗?对上苍、对神灵、对佛祖，我有强烈的委屈感!

俗话说：“少年离母，中年离妻，老年离子”，这是人生三大不幸。我在忍受“老年离子”的痛苦中，悲痛欲绝，昏昏沉沉，糊里糊涂，这十来年不知怎么过来的。如今，我的哀思之心虽然有所控制，但是思念之心永不绝。每当我拿笔写这篇《同一条河的悲欢之歌》，纪念女儿时，女儿要买《无怨的青春》一书的情景和阅读席慕蓉作品时的音容笑貌，总是出现在眼前，使我热泪夺眶而出，小小的笔变得又沉又重，心理更是深沉、深沉。

如今，我已经变成年近古稀，步履艰难的老人了。如果再不动笔写的话，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这次痛下决心，拿起笔写《同一条河的悲欢之歌》时，也是常常泪流满面，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能一气呵成，而是陆陆续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初稿写完。

席慕蓉在《悲欢之歌》一文中这样写道：

生命是一首悲欢交集的歌。

我们都是那个唱歌的人。

我这一生的不幸遭遇，坎坷经历，以及痛苦命运，不就是一首悲欢交集的歌吗?!

生命真的是一首悲欢交集的歌啊！

（作者：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