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日军迅速西进，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相继沦陷，绥远省军政人员退驻河套地区（今巴彦淖尔市境内），时任绥远地政局秘书的家父张淑良（字可旌，内蒙古丰镇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曾任国立绥中校长、绥远省教育厅长、国大代表，“九一九”起义后，任绥远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文化局局长）拒绝了当时绥远商会会长贺秉温（后投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归绥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挽留，随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撤往河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绥西抗战活动。当时，有大批沦陷区流亡学生聚集在河套地区，由于当时当地条件艰苦，求学无门，亟待安置。党中央教育部针对这种情况，拟收容这批流亡学生，建立后方大中学校，使其继续就学深造，致电当时绥远省教育厅招集失学青年，赴古城西安登记。因家父在绥远省从教多年，是资深教育界人士，遂与刘汉先生（字倬云，内蒙古凉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当时任绥远省立归绥师范学校校长，后任党中央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1973年病故。）临危受命，在短时间内，集结50余人，其中有男，有女，有年龄大的，有小的。学籍则由初一至高三，参差不齐。也并非同一学校学生，互不认识。由于路途遥远，路程艰险，年龄大的同学徒步，年龄小的坐牛马车或骑毛驴。这支杂牌的青少年队伍，由家父和刘汉先生率领，从五原县（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出发，辗转宁夏银川、甘肃南部、穿越黄土高原，翻过六盘山，历尽艰险抵达西安。

在这批学生中，笔者认识的有乌铮（满族，原自治区政协常委、土默特左旗水利局工作）、徐贵成（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市政府工作，后返绥在武川县法院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卓资县土产公司工作，已故），罗凤祥（蒙古名卓力克，原自治区六、七届政协委员，伊克召盟畜牧局副局长，已故）、王兆澎（原自治区六届政协委员、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等。到西安后，又有郭梦玉（原呼市资深中学体育教师）、韩继增等绥籍学生会合登记，总共约一百余人。经党中央教育部同意又招收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天津、北京、东三省的沦陷区学生、教职员共约千余人，编为4个大队，分批翻秦岭，渡汉水，到达陕西南部的安康县，成立国立陕西中学。经过20多天，1000余公里的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求学青少年，特别是绥籍学子，在艰苦卓绝的南下征程中秩序井然，团结一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正如当年的求学学生徐贵成先生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写道“多承可旌（家父字）、倬云先生之组织领导、关怀、安慰。凡途中注意事项，无不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致无违纪与掉队，安全行进。使我辈无家可归之学子，如组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对张刘尊如父兄，视学友亲如手足。团结互助，共同勉励，顿失思乡念亲之苦。”（台湾绥远文献出版社《绥远名人录》〈张淑良先生在1938年〉）在行进途中还有一段插曲，在途经宁夏银川时，家父与刘汉先生建议大家晋谒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马鸿逵，求其资助旅费。经派代表联系后，马鸿逵慷慨捐助每人10块银元，于是雇用卡车一部，将学生与教职员送到西安，免除了徒步跋涉之苦。

由西安至安康，途经秦岭深山，凡700余里，均需步行，跋山涉水，非崖即壑，艰于行走，而人烟稀少，生活贫困，多以野菜树叶充饥，玉米在当地是上等佳肴。且盗匪每有出没，杀人掠货，行旅极不安全。当此情况，家父与刘汉先生探听到有地方保安团队，将开往镇安县驻防，于是第四大队，随保安团之尾，平安抵达安康。

国立陕西中学的设置，原以招收绥察学生为主，故学校教职员，亦以绥察教育界人士为主，校务委员会主委为绥省闫伟（内蒙古托克托县人，法国留学生，原绥远省政府教育厅长，后去台，任监察委员，1985年病故。）察哈尔省的张志广为副主委兼校长。委员中绥籍人士有：张国宝（内蒙古包头土右旗人，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国大代表，中山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参事）、闫肃（内蒙古呼市托克托县人，字敬亭，中国大学毕业，曾任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国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文史馆员）、刘汉、经革陈（蒙古族，内蒙古包头土右旗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任伊盟中学校长，国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府参事室参事）。赵国鼎（呼和浩特市人，曾任绥远省民政厅代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府参事室参事）等。教职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绥远人。1940年，学校改组，撤消校务委员会，学校迁往四川阆中，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学、绥籍校委均离校返绥，部分教职员留任。

对于这次求学历程，所有学生都经历了艰难困苦，达到了目的。正如徐贵成先生所言，“然当强敌肆虐，生灵涂炭，我辈离井背乡，辗转异地，攀秦岭，登蜀道，患难相逢，风雪同舟，而能使边塞学子济济一堂，切磋琢磨，学有所成，共建桑梓，实可旌、倬云先生招集挈领之所赐也。”（台湾绥远文献出版社《绥远名人录》〈张淑良先生在1938年〉）

这批学生毕业后，有的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有的分别就读于西安、武功、四川、云南诸大学，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均有建树。

家父与刘汉先生，交情甚厚，但在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分道扬镳。家父毅然留下参加了傅作义、董其武二将军领导的绥远“九一九”起义。刘汉先生只身去了台湾，二人从此音迅隔绝，互无往来。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监察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