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人类忆河套

1965年5月，我第一次走进鄂尔多斯高原成吉思汗陵大厅，西墙上的大油画即向我们展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原始人类——“河套人”的集体狩猎生活。从展出的远古动物化石可见：那凶猛的披毛犀、象牙长2米的纳玛象、角长1米多的原始牛和早已绝迹的河套大角鹿以及蒙古野马、转角羚羊等，都是当时的猎捕对象。

“河套人”牙骨化石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并一直被视为旧中国考古史的一件大事。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河套人》一书介绍：1922年至1923年，法国人德日进、布勒曾到河套作史前考古调查(一说是法国神甫桑志华)，从大批动物化石中意外发现一枚古人童牙化石。鉴定无误后，按照国际惯例，依发掘地命名为“河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专家们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滴哨沟湾和大沟湾等地的深入发掘中，不断获得新发现。1956年4月，发现了“河套人”的顶骨和股骨化石，找到了“河套人”文化遗址，得到了一批旧石器和古脊椎动物新化石。1960年8月，又找到了“河套人”顶骨化石和原始石器及野兽化石，并发现了长期寻觅不得的灰烬遗迹。1978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该流域的地层考古中，令人惊喜地发现了与“河套人”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竟“有人为折断和加工的痕迹”，还“往往有灰烬、炭粒、烧骨和石器共存”!至此，“河套人”文化遗址的时代定为“旧石器中后期”似无疑问。萨拉乌苏河遗址之地层，当比过去所定之“更新世晚期”更早。即贺兰山冰川到来、气候变冷的时期，“河套人”开始了相对的定居(穴居)，并懂得了烧柴取火和烧食兽肉，以狩猎谋生。

根据当时发现的材料，相当专家认为，“河套人”应属于原始人类进化三部曲中的第二阶段即“古人”阶段。生存年代距今约10万年前。即不同于早50万年的“猿人”阶段，又不同于更接近现代人类的“新人”阶段。他们引用了《世界通史》的一段话：“人类到古人阶段，出现了氏族关系的萌芽。……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在欧洲有法国西南维泽尔河岸的穆斯特文化，在我国有河套文化……。”这应是黄河文明带上的一个标志性的闪光点，让我们数典忆祖，引以为荣!

二、地质年龄15亿

当你站在《中国大地图》前时，想没想过：为什么号称“一泻千里”、“奔腾叫啸如虎狼”的黄河，要在与鄂尔多斯高原相遇后，改道北上，绕高原而过，形成“天下黄河十八湾”中最大的“古河套”?亿万年来，多少著名的大河，靠着强大的冲击力，穿山夺路，“截弯取直”，为什么黄河路经此处，那“U”形的路线始终难以改变?莫非真的象传说那样，是黄河向“一代天骄”长眠的地方献哈达吗?

不是，原来黄河绕道鄂尔多斯高原，是因为它太坚硬!不但根基深、地层稳，在华北陆台为最，而且形成年代久远，年龄已经15亿岁了!

据《科学普及资料》1974年第4期《中国古陆的巨变》介绍：在地球外壳发展的前期，即距今大约15-16亿年的古生代震旦纪，“鄂尔多斯古陆”已成为我国东部的8大古陆之一，傲然屹立在当时浸漫中华大地的汪洋大海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长达13亿年的华北古陆与周围海水互不相让的4次大争夺中，鄂尔多斯古陆一直未沉!

近年有的地貌和沙漠学者，按表层岩石推断鄂尔多斯地台形成于距今几亿年的中生代，这是不确的。因为国家和内蒙古煤炭地质部门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多次用勘探和精查的结果证明：“鄂尔多斯地台，位于华北陆台的西北部。从震旦纪以来，表现了高度的稳定性。”有的专家甚至在有关会议上强调：“上古生代含煤地层”分布在“伊盟全部”。(见1960年《内蒙古地层矿产会议专辑》)。1957年银川石油勘探局内蒙古联队还在鄂尔多斯北部煤田的深层岩样中发现了属于古生代的蕨类羊齿类植物化石。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鄂尔多斯古陆形成于古生代震旦纪。

我们脚下的地层是值得骄傲的，它饱经沧桑，古老安定，地震极少。据《中国六级以上地震目录》一书记载：两千七百年来，伊盟除海(勃湾)市外几近空白。近年出版的《中国构造地震区域划分略图》更把包括陕北在内的“伊陕地台区”大部列为无构造震源地带。这可谓是高龄古原，得天独厚吧!

三、高原直道思秦皇

透过历史的沙尘，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奇迹。鄂尔多斯高原的秦代“直道”就是一例。

“千古一帝”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曾大修驰道，连通咸阳和六国旧都，使“车同轨”。其中有一条取线颇直、质量颇高的叫“直道”。它南起陕西淳化的云阳郡，北迄内蒙古包头西的九原郡，直穿鄂尔多斯高原。遗憾的是在鄂尔多斯市境内的这一段线路一直不确。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考古专家和鄂尔多斯市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及当地各族群众的协助，这个考古之谜已经揭开。原来，秦始皇的直道是从陕西北部的定边“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度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见《文物》1975年第10期，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专家们在鄂尔多斯市市府所在地东胜西南方的漫赖乡海子湾村附近，发现了秦始皇直道的夯土“堙谷”(山谷)痕迹，当年砂岩粘土填筑，路高至今1．5～2米的遗址断层历历在目。登上东胜的制高点——城梁村纵目远眺时，南北成梁，古道跃然其上，人工开凿的4个山岭豁口遗址(宽约50多米)，遥遥相对，连成一线。在丘陵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上，确实使人感到当年秦国大将蒙恬率众开路，遇山凿山、逢沟填沟，“堑山堙谷，直通之”的盛况。如能缓辔轻骑重游古道，那么你会发现：由达拉特旗昭君坟到伊金霍洛旗的红庆河，南北长约200里的道路旁，4座汉代古城遗址，竟都在由定边到包头市所引直线的旁边!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个浩大艰巨的工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到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九月以前完工。秦始皇死后的辒辌车就由直道回到咸阳。试想：全长“千八百里”(今1400里)，所经之处一半在山头岭上，一半在平川草地。地形复杂，土质多变，沟川交错，人迹罕至，工程质量要求又高，驰道均“道广五十步，隐以金锥，树以青松”(见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交通史话》)。结果，从选线、施工到直道竣工，仅仅费时两年半，这实在是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难怪东汉的大史学家司马迁，近百年后游历直道全程之后，要为工程之壮观、宏大而深深赞叹!

四、古代民族话匈奴

因为世界闻名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以蒙古语命名的，因此一提这儿的古代民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民族。其实，在成吉思汗诞生前800年，这里的是匈奴族。五世纪初，匈奴贵族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在鄂尔多斯高原建都，国称大夏。他从甘肃马领山转战黄河南，席卷高原，驰骋千百里，自认为没有一处比得上鄂尔多斯高原。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风景优美，地灵人杰。为了修筑统万城，他调集了包括汉族俘虏在内的“岭北夷夏十万人”施工。今日鄂尔多斯市与陕北交界处之“白城子”就是其遗址。

至于再上溯800年，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教授在近作《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一文中考证，系战国后半期。赵武灵王经变法图强，向匈奴族学习“胡服骑射”，国力日强，北抵阴山脚下，东至鄂尔多斯高原。当时居于赵国西北的楼烦和林胡都是匈奴部落，其活动地区，甚至从广大的鄂尔多斯高原东越黄河，伸延到晋西北的一些地方。

此后，秦昭襄王的版图伸入鄂尔多斯高原，到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时，这里仍由匈奴人占据。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即后来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北部纳林故城)，其部落也就散居于鄂尔多斯各处。1973年，内蒙古文物队在东胜出土汉代官印一方，系“汉匈奴栗借温禺”驼纽印章。经考证，“栗借”为匈奴贵族姓氏，“温禺”是匈奴王号之一，乃汉代宣帝以来颁发给南匈奴的印绶。联系有名的汉族美女王昭君自愿和亲出塞，路经东胜一带的史实，那么，古河套内匈奴族与汉族等两千多年来互相交往，错居杂处，共同开发鄂尔多斯高原，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单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协经济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