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编纂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如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区域性、时代性等。所谓“时代性”，就集中体现了方志的政治性。封建时代的地方志，由于受时代的、阶级的和编纂者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必然反映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在内容上重政治轻经济、重农轻商、重人伦轻自然、宣扬封建迷信、蔑视劳动人民，等等。在一些旧志的序言中申明修志的宗旨是“资政牧民”。清代广西巡抚谢启昆在《进广西通志表》中讲：圣朝“蹈德咏仁，声灵直通万里”，“可无志乘以备参稽”，提出修志的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诚然，旧方志是旧时代的产物，封建时代的地方志必然打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志家和方志论著在论及封建旧志时，往往强调所谓“糟粕”的一面，忽视它的存史价值的一面。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的民族文化瑰宝，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8000多种10万多卷志书，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我们的前人在千百年的修志实践中，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形成了地方志所固有的模式和独特的风格。例如，它有明确的志义，周详完备的体例；它的体裁经过发展演变，形成志、记、传、述、录、图、表等各种形式；它的章法重在记述，寓论于记述之中；它要求文字简洁、明了、朴实、规范；入志的资料要丰富、翔实、准确、可靠，等等。
        还应该看到，旧时的许多志家编史修志不像今天以什么主义、理论、思想为指导，但他们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德、才、学、识修养，遵循我国历史学传统，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下功夫，了解和掌握史事，呕心沥血，编就出大量名志佳作。如南宋时期的三部《临安志》、上海地区的《云间志》，明弘治《上海县志》，民国时期的《川沙县志》等旧时代的许多志书，系统、完整地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和现状，传承了中华文明，成为我国特有的优良的民族文化瑰宝。正是这些古史旧志记载的大量史实、文献资料，给后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史料和资政借鉴。所以，修志要讲政治，不仅要指出旧志的历史局限性，更要肯定旧志在存史、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巨大作用。不能因为旧志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
        新方志要在继承旧志的基础上科学地创新，要突出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特征，也就是编修新方志要讲政治的具体体现。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呢?简而言之，就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迅猛发展，……这些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无疑新方志要客观真实系统地加以记述。
        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修志，其编纂内容是统合古今，记述的事实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结合的内容，与之相适应的志书的体例结构必然带有这一时代的印记。第二轮修志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相继展开的，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处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呈现多样化，政治、经济体制在转型之中，各项社会制度日趋法制化。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结构都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故此，第二轮修志要以改革开放为重点，深入研究现实社会各种重大变化，并要下苦功夫挖掘、搜集、掌握反映这种变化的历史资料，编纂出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良志佳作。所以说，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就是要在科学、准确反映时代特征上下功夫，而不是空喊政治口号。

　　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封建专制主义是封建社会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编纂新方志理所当然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问题是怎样坚持，怎样指导修志。在全国众多的地方志刊物上所发表的多篇论述指导思想的文章中，大多是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理论意义，很少有人论及如何以这些主义、理论、思想来具体指导修志。笔者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某些具体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否定和扬弃。例如，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定和扬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论断，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邓小平同志还多次讲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把邓小平理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或从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的今天，有的部门和地区的某些领导，为了突显自己的政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顾主客观条件乱发展，就没有道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实事求是科学地发展，正是针对和纠正那些不顾主客观条件硬发展和乱发展的。显而易见，就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某些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所作出的论断也不能机械地套用。
        笔者认为，编修地方志不是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修志，也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编修地方志要实事求是全面记述，不溢美，不讳过，既要记成绩、成功和经验，也要记问题、失误与教训。但在修志实践中，有的人员记成绩，大胆放心，一路莺歌燕舞，高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赞歌。记问题心有余悸，躲躲闪闪，有意回避。有一部志书记行业发展，第一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成绩辉煌，理直气壮，但记第八个五年计划因值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产值利税下降，工人下岗，遇到不少新的困难，因而在正文中有意跳过，却大谈“九五”计划、2010远景规划，这是不足取的。
        对于政治问题的表述既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允，也要顾及时代发展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要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政治倾向。如1958年的“大跃进”，总体上看，是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作用造成的。但上海三年“大跃进”中，由于党中央的决策，国家和各地的支援，加上上海工人阶级的奋斗，建设了一大批新兴的骨干企业，奠定了上海高新技术工业基础。再如“文化大革命”，总体上要彻底否定，但具体到上海的某些部门和行业，如金山石化、南京梅山工程、上海航天事业等，是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决策，落实上海兴建的，“四人帮”虽有干扰，但生产仍然是发展的。对此，工业类的专志都是如实记述的。对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外事、安全、民族、宗教以及保密等，要慎之又慎，有的要请示有关部门审查把关，不宜公开的避而不记，不能详记的要略记。此外，还应做到政治观点和政策观念正确。上一轮上海编纂出版的各类志书，政治观点和政策观念根本性错误的，还没有发现过，而局部性或个别表述错误的，则偶有所见。主要是某些编纂人员对旧的文书档案缺乏考订、鉴别，照抄照搬所造成的，还有的因政策观念不强，对某些涉外事件或敏感的宗教问题，在行文表述上出现不当等差错。
        记述内容的多样化是方志的一大特征，上轮修志因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记述社会阴暗面，心有余悸，如对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地区出现饿死人状况（有的资料记载饿死二千万、有的说三千万、还有的说四千万）志书很少涉及；因受欧风西雨影响，出现新的“烟、赌、娼”，志书也不敢反映。还有对历史上某些政治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五九年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都采取略记、粗记的办法，使人不知所以然。这些运动有的过去50多年，最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也已30多年。随着历史的沉淀，是非曲直已经明晰，有的错误结论已经改正。故在第二轮修志时应该采取拾遗补记的办法，把某些历史旧案记述清楚。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因决策上的失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房改、教改、医改，以及出现的干部腐败和新的“烟、赌、娼”等也应如实记述，对那些典型的贪官污吏还应立传或简介录入地方志。综上所述，编修新方志要反映时代特征，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和现状，科学、准确地记述和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政治问题。毋庸置疑，指导思想是引导志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主观潜能的动力；而不是禁锢志者，随风跟雨，畏首畏尾，不敢求真务实的精神枷锁。

        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方志工作者：“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回顾上一轮修志实践和第二轮续志工作，笔者认为，在方志界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所谓“政治化”倾向，其表现大致有下列数端：
        首先，有的志家竭力强化所谓方志的“政治理论”。说“方志政治理论即方志政治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哲学”。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哲学，他们不作正面回答，话题一转，说方志政治理论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这里引述的马克思主义“五观”，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哲学。显然这些志家故弄玄虚，偷换概念，把作为资料文献的地方志“政治化”，将地方志披上马克思主义的“五彩衣”，让人眼花缭乱，给人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何物。
        其次，有的志家否定方志“六字功能”说，极力强化地方志服务现实的功能。说“六字功能”不能完全包括新方志的功能作用，要“做好创新、强化、丰富、拓展地方志服务功能这篇大文章”，“传统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已经不适应社会现状”，“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必须坚持‘五个为主’的原则，即以服务人民为主，以服务当代为主，以服务本地为主，以服务经济为主，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主。”“丰富与拓展地方志的服务内容，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结合第二轮修志实践，具体从修志环节与编纂过程的层面上，做到‘六个服务’，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为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服务，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这里玩弄四、三、二、一、六文字游戏，几乎全部是从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抄来的，是要地方志全方位、全覆盖服务。似乎一个地区只要编修出一部地方志就可以包治一切，地方志成了一个地区的施政大纲，其现实政治性可谓强矣!如果照这样的设计编修地方志，那编出来的不是地方志，而是政府公报集、工作总结或政务报告集。要知道这些服务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地方志书的职能。
        其三，有的志家臆造出玄而又玄的所谓方志的“应用理论”。说“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来看，方志应用理论即方志应用学，它是由旧志整理与利用学、方志经济应用学、方志政治应用学、方志精神文明应用学、方志教育培训学、方志信息学等学科组成的庞大的学科体系”。这里“六学”并列，从方志应用学又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也算是对方志理论的又一新创。当今，包括方志界在内的学术理论界有些人喜欢故弄玄虚，臆造出许多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某些人臆造的方志“应用理论”正是方志工作“政治化”的又一体现。
        其四，有的志家否定方志的存史价值，强化方志的宣传功能。说什么“志书编纂的时间太长，等到正式出版，已时过境迁，普遍被称为‘昨日黄花’，显现已经落后时代”。还有的著文批评地方志书是“藏于深闺人不知”，急不可耐地想要让地方志书飞入百姓家。还有的夸大读志用志的作用，把地方志书和各种宣传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相提并论，急功近利，立竿见影。这又是志界修志工作“政治化”的一大表现。
        其五，有的志家脱离修志实际，硬说地方志是“文化产业”。他们说：“地方志是一种文化产业，方志发展已呈产业化趋势”，“方志具有市场，具有可开发性，方志产品的多样性日趋走进市场”，“发展方志文化产业切实可行”，“树立方志产业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创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产品”。众所周知，地方志是一种公益文化事业，向来由政府主持编修，经费由国家公共财政列支。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非公企业及民间团体协会如果修志，仍然要受政府制定的法规、条例指导和制约，他们所编修的地方志也不会改变社会公益文化性质。提出方志是文化产业，不仅缺乏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也是对地方志属性和地方志工作缺乏了解的结果，对地方志事业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趋时跟风，是方志工作“政治化”的又一突出体现。
        其六，志书的题词和照片选得不当，宣传色彩强烈。第一轮修志和第二轮续志出版的志书，相当多的题词是各级领导，不仅题词内容无存史价值可言，而且书法也相当拙劣。不但不能给志书增辉，反而使志书失色。入志照片则大批是领导人参观、视察，从党中央到省市再到部委办局区县，各级领导一一辑录，不得或缺。责编、美工编排，还要在顺序、位置、大小等方面动足脑筋，稍有疏忽、差错，会犯政治错误。有的志书出版后，发现差错，还得裁掉重印，既增加成本，也给编纂人员造成极大地心理压力。正如胡乔木同志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我觉得象这样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
        其七，听命于长官意志，造成志书记述内容不实。有的志书听命于领导的意旨，记政绩一路绿灯闪亮，记问题遮遮掩掩，有意回避，特别是记述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几乎成了禁区，撰者不愿记，知者不敢讲，这和志书要全面记述的要求大相径庭。据报载，日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指出，国有资产流失有五种形式：一是有的企业转让卖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在改制中有的企业把一些优质的国有资产分离到副业中去，主业的管理者在副业中参股或控股；三是有些效益很好的国企领导利用亲朋好友成立民营企业，或将大量效益好的业务包给民营企业，自己从中获利；四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损失浪费严重；五是非经济类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基地等，大量财政补贴流失。如有上述情况，新方志应如实记述。有的记述企业集团或集团公司以及外国在沪企业的经营产值、利税等情况，往往借口商业秘密，收集资料极为困难，故不作如实记述。还有的领导不顾志书质量，在其任期内限期印刷出版，等等。这又是修志工作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化”。

        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这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胡乔木同志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科学文献”，“实用性的文献”。笔者理解，地方志是资料书、资料著述，它属于历史文献范畴，可以称作资料文献。《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定性为“资料性文献”是科学准确的。笔者认为，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编纂者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志书的体例规范编纂成系统、完整、科学的志书。所谓资料性，是说资料是志书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各类著作最基本的标志，是志书的生命价值所在。所以对入志资料一定要做到真实、准确、系统、完整。所谓文献性，是指地方志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它不是随心所欲，将收集的资料杂乱无序堆积而成志书。而是要经过综合、筛选、提炼、梳理，按照科学的规范体例编纂而成，它既不是资料长编，也不是资料汇集，而是具有存史价值的科学的资料文献。科学性、资料性、文献性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如果从方志的本质属性而言，资料性是第一位的。
        笔者认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国有史（二十四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三者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显而易见，地方志作为一种载体，它的作用是记载一个地域内或某一专业、部门的古今情况。地方志不是理论著作，不是历史专著，不是文学作品，更不是政论、时论、新闻、网络等。地方志具有久远的存史价值，越是年代久远越能显现出它的历史资料价值。要保持志书的客观稳定性，因此没有必要去强化它的政治色彩。胡乔木同志生前多次谈到，编纂地方志不能“政治化”。胡绳同志也指出编修地方志“搜集资料应细致广泛，具体编写要有所选择，不宜作不需要的渲染”。曾三同志也指出，“志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不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读物，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简单地搬到志书中就算完成任务”。王忍之同志也说过：志书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成为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很显然，上述几位理论家所言，反复强调的是，地方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不是宣传读物，而是国情、地情的载体，科学的记录，科学的资料文献，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应该去强化它的政治色彩。
        有的志者著文批评地方志书“藏于深闺人不知”，急不可耐地要让志书飞入百姓家。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永远做不到。志书作为文献资料，它和二十四史、家谱一样，是要藏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等“深闺”之中，供史志专家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以及当政领导查阅研究之用。千百年来编志和用志的实践证明，编志者和用志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少数人。例如，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典籍瑰宝的《四库全书》，国家投巨资再版，但全国也只有少数档案馆、图书馆藏有，就是研究志史的专家也少有人存有，更何谈飞入百姓家了，但你能说《四库全书》没有价值吗?
        地方志确实有教化的功能，利用地方志记述的资料或其他地情资料，可以进行开发利用，如编辑各种类书、摄制各种影像，进行宣传教育，开展读志用志活动。但绝不能将方志与各种媒体相提并论，不适当地强化志书的宣传色彩，不适当地夸大读志用志的作用。
        笔者认为，志书的凡例是志书的体例说明，它和法规条例有一定的近似之处，都是要保持长期稳定，都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没有看到哪一部法规条例第一条写明指导思想，这因为国家的宪法已经载入了指导思想，在宪法统率下的各种法规条例没有必要再写指导思想。地方志书和法规还有不同，它的种类繁多、地域广泛、参与编纂人员众多，作为资料文献，在志书凡例中写明指导思想是必要的。
        编修志书的指导思想除马列主义之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内容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生生不息，发展不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会代代更替，不管是谁在领导岗位上，都会提出和制定治党治国的大政方略，这些大政方略不管冠名为何种主义、理论、思想或其他什么，其思想路线的本源都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认为，编志的指导思想在凡例中写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科学、稳妥。要知道志书是国情地情的载体，不管今后指导思想如何冠名，志书记述的仍然是当政者施政的具体实践结果，真实史实，而不是那些抽象的方针、政策、规划、口号。
        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不能“政治化”，还应认清地方志机构的性质。笔者认为，各级地方志机构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不是宣传部、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要围绕党的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地方志机构不能够如某些志家所提出的一切为现实需要服务、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修志，那样修出来的不是志，而是《时事手册》或《工作报告集》。地方志机构除担负指导所属的系统、部门修志之外，应把修志作为第一要务，把工作重心放在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研究上。
        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人员，要认清自己的职责，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求真务实精神。胡乔木同志说：“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要研究学问，还应有好的学风，树立三气，即：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志气；不媚俗、不趋时、不降志的骨气；不唯书、不唯上，
敢讲真话的勇气。
        胡乔木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讲话至今已经21年了。20多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成绩辉煌，世人有目共睹。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修志工作还有哪些不足和教训，笔者认为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政治化”倾向。我们应该认真地、虚心地努力学习和贯彻胡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

（转自《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