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  秦直道是一项伟大的国防工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派遣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把匈奴势力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秦军度过黄河,在这一地区建立了34座县城,设置了一个九原郡,郡治在今包头市西。公元前212年下令修建秦直道。秦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700多公里）。是当时由咸阳至九原郡最近的道路。如今人们称包头市麻池乡麻池古城之“大圪旦”、“二圪旦”、“三圪旦”三个大土台，即秦直道的北端终点，即当年秦直道终点祭台，与起点林光宫遗址的设置相似。秦直道由云阳县的甘泉山通到九原郡。云阳县在今陕西省淳化县北，距咸阳不远；九原郡在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包头市西，在阴山山脉的南麓，两地南北迢迢相对，所以称其间交通道路为直道。
　　直道以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为起点。云阳县北有甘泉山，山高气爽，是避暑胜地。山上有林光宫。秦始皇经常住在这里。直道由林光宫北行登上高岭（子午岭）。直道有一半在子午岭上。子午岭在陕北与陇东之间，作南北走向，为泾、洛两河的分水岭。它北起陕西的吴旗和志丹两县，南至铜川、耀县、淳化，洵邑诸县市。直道经过黄草崾岘以后，北随子午岭主脉转向西北，绕道城壕川经老爷岭、黑老爷岭，再向西北，至钻天岭，再往上就不属于子午岭了，但主脉依然存在，仍是洛河与经河的分水岭，直至定边县南境，始到平地。
　　既然直道是由云阳通到九原，则循着子午岭主脉经过定边县南，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弯子？这怎么能够说是直道？其实直道虽有“直通之”的意思，但在一千八百里的长途中，一定要像古代诗人所说的“其直如矢”，是不可能的。选山路不免跋涉，较之山下穿行河谷要方便些，更何况子午岭的南北两端都已接近平地，上山下山都比较平缓。山路虽远，却较平夷，易趋于事功。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多由川道，如果守军由山上趋阻击，则易于取胜。作为国防工程，这考虑是正确的。
　　直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的修筑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到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O年）九月以前，秦始皇死后的轀輬车就由直道回到咸阳。工程耗时二年半。由甘泉山下直到子午岭巅，一片森林，郁郁葱葱；鄂尔多斯草原上丘陵台地到处散布，又杂以大小不等的淖尔沼泽，要有一番“堑山堙谷”——修出一条千八百里贯通南北的道路仅在这两年半中，选线、施工等工程就全部完成，不能不说这是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奇迹。
　　秦直道虽然是一项国防工程，而它的作用绝非限于国防，其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价值更是无法计算。这恐怕是秦始皇都始料未及的。
　　稒阳道  昆都仑沟谷道在汉至北魏时期称为稒阳道，是阴山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
        “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其水自障东南流迳临沃城东，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这是《水经注》在叙述到黄河流迳石门水时的一段记载，我们知道稒阳道是沿昆都沟河谷谷道北去的，因此可证明：
　　稒阳道起于汉代临沃城（即麻池古城）东，走昆都仑沟谷过石门障经向蒙古高原。稒阳县时属五原郡（古城湾古城遗址），县城位于古石门水与黄河汇流附近，是当时昆都仑河谷谷道必经之地，是这条途径的主要枢纽。由于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就成为汉至北魏时期后套、大黑河流域平原地区有名的重要城镇，因此就以它作为这条交通要道的名称，这就是汉至北魏时期著名的稒阳道。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云州、云中县下引隋代冀州图说：周、秦、汉、魏以来，从黄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的道路有三条，“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所；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地。”
　　两汉至北魏时期，从中原地区过山通往蒙古高原的交通道中，稒阳道地位十分重要。它与东道卢龙塞道和西道河西走廊伊吾塞道相比，在交通地理上处于阴山南北各道的中间位置，南来北往较为近捷而方便，故亦称 “中道”、“单于道”。这条交通要道，远在先秦已经开辟和形成，在秦至北魏时期，成了一条主要道路。
　　两汉时期，稒阳道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汉族之间的重要交通干线，汉匈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汉匈两族统治者之间的政事朕系、军事活动，经常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的。
　　例如：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十月，汉武帝亲自率18万大军，从长安出发，浩浩荡荡，旌旗蔽天，迤俪千余里，经秦直道到五原，走稒阳道从石门障出长城，跃阴山，直登单于台，使匈奴再不敢过阴山而牧马。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记：“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这段记载说明，汉代徐自为是沿着昆都沟河谷谷道，途迳长城的石门障，到达蒙古草原的，是在五原郡稒阳道峡口以北的沿途上修筑了光禄、支就、头曼、虖河、宿虏诸军事城堡，其目的是加强对稒阳道交通的控制，防御匈奴族奴隶主骑兵从此道南侵。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做汉婿，元帝准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汉和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就是由秦直道到五原转走稒阳道双双归单于庭的。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议学习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二部。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与耿秉各带四千骑与南匈奴一起兵出鸡鹿塞，邓鸿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破北匈奴于涿邪山，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这几次著名的历史事件，都足以说明两汉时代稒阳道在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北魏时代，稒阳道交通是很频繁的，见于文献记载也相当多，除以上所列叙者外，又如：登国六年（公元391），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出稒阳塞，侵及黑城。拓跋珪袭五原，屠之，还纽垤川，于稒阳塞北树碑记功。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巡行怀朔镇。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環至北魏都城洛阳，十二月，阿那環求返，“敕怀朔都督筒锐骑二千，躬自率护，送达境首。”正光二年（公元521年）八月，“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伐来奔怀朔镇。”四年（公元523年）二月，“侯匿伐来朝京师。”都经由阴山稒阳道，可见稒阳道是北方游牧族柔然族和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重要交通要道。
　　近捷是交通发展的地理条件。北魏初年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盛乐、平城是当时的政治、军事重心，白道正是直接联系盛乐、平城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白道通路因此逐渐兴盛起来。隋于盛乐城改筑大利城，以处突厥启民可汗，唐贞观时设置单于大都护府，天宝以后又为振武节度使所治，唐又在平城故地设置云州，两地仍为隋唐帝国北方的军事重心，阴山南北交通，多取白道，不复绕道稒阳，稒阳道就此趋于冷落。

       13世纪中叶，在我国北方的草原丝绸古道上，俨然崛起一座巍峨壮观的城市，它就是草原文明鼎盛时期创造的奇迹——赵王城。一个世纪以后，这座城市突然又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历史文献没有关于它的准确位置的记载，人们也无从知悉，所以，它便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未解之迷。直到本世纪的20年代末，这座沉寂了500年的古城才被我国的科学家发现。
        1927年6月，一支中国和瑞典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在达茂草原上进行科学考察时发现了一座被当地称之为敖伦苏木的古城遗址。废墟中找到一道碑首刻有“王傅德风堂碑记”的石碑。该石碑的发现，使史学界的一大悬案——汪古部首领的世居之地赵王城得到了确认。
　　 汪古部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主要活动在阴山东段一带，其族源来自突厥，唐宋时期先后臣服于辽金。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时，汪古部最早并入蒙古。在以后并合各部的战争中，汪古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即王位时，授予汪古部首领阿刺兀思以5000户，并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阿刺海别古嫁给了他，同时还约定了世代姻亲的关系。之后托雷、忽必烈、铁木耳等几代元帝的公主，都先后嫁给了汪古部首领。汪古部首领曾受封过北平王、鄃王，自1309年（至大二年）术忽难封为赵王，其后的七代部族首领都是封为赵王。赵王城约筑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史称 “黑水新城”。1305年（大德九年）元政府置静安路于此，1318年（延佑五年）改置为德宁路。由于历代赵王居住在这里，因此通称为赵王城。
　　500多年过去了，沧桑变化，金石磨灭，由于严重的风蚀，赵王城的城垣已颓坏不堪，只有西墙和东墙尚残存一部分，4米多高的城垣夯层宛然。古城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周长6里有余。城墙的四面都设有城门，墙的四隅可以看到当年角搂的土墩。古城中的街道不难辨认，正对四门都贯通一条大街，在党中央大街交汇处的北侧，有一组建筑废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处大型的四合院式殿堂，庭院正中有一座高约3米的大型台基，上面原有的拄础犹存，瓦砾中夹杂有许多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组建筑群遗址就是赵王府故址。
　　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部分考察报告在《燕京学报》发表，其中包括敖伦苏木古城的发现。翌年春天，美国旅行家欧文•拉摩铁尔便来到古城考察，他在王府遗址的附近发现了几块刻有十字架图徽的景教墓石。1939年和1942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古城及附近一带也发现了一些景教墓石。这些墓石的标志与文字的内容，在证明汪古部把景教作为正宗信奉的同时，还曾一度皈依过罗马教，并证明汪古部直到十三、十四世纪，依然使用的是突厥文和古叙利亚文。在上述的调查材料中，有汪古部首领之一阔里吉思的墓石一方，墓石上的铭文用叙利亚文刻成，译成汉语是“神的仆人天主公教会教徒阔里吉思阿门”。从铭文中看得出，阔里吉思是一位罗马教徒。有资料记载，阔里吉思率众在皈依罗马教后，还在赵王城建造了一座壮观无比的教堂，近年来研究者们把寻找这座教堂遗址的目光投向城内西北角的一处高大建筑物遗址上。这组建筑物的遗址保存尚好，主体建筑的大殿面积近百平方米，瓦砾中还可拾到白色的琉璃瓦和雕有古罗马装饰风格的贴面花砖。赵王城内使用上述建筑材料的建筑物仅此一处。这座教堂遗址是亚洲地区仅存的一座13世纪建造的罗马教教堂，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赵王城内的近百处建筑物遗址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佛教有关。这是因为，在明代中叶，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曾对赵王城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在城里营造了许多的寺庙和佛塔，作为他礼佛和避暑的“夏宫”。可以确认的佛教遗址都集中于城内北半部和与之毗邻的东侧。
　　关于赵王城废弃的原因，据有关史料记载，1368年元朝灭亡后，赵王城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第八代赵王率汪古部投降了明朝。明政府为防止汪古部反叛便把汪古部所有的臣民作为“散处降夷”分散安置，这样，汪古部成员便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至于他们的去向，文献缺乏记载，至今尚无定论。
　　赵王城作为历史上汪古部的世居之地，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宗教文化的名城，以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独特的文物风貌，早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嘱目，对其研究的论著亦颇多。但是由于古城至今尚未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它的全部文化面目还没有揭示出来，有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还有待解决。赵王城于1997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包头市志史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