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子门下可谓人才济济，贤者如云。孔子曾总结道：“接受系统教育训练，精通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七十七人，都是才能优异的人。其中德行方面最突出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方面最突出的是冉有、季路。言辞方面最突出的是宰我、子贡。文学方面最突出的是子游、子夏。这些弟子们的事迹与成就，或史载缺如，或语焉不详，有史可据的是子贡的故事。由于司马迁的记录，使我们能一睹子贡作为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风采。故事情节是这样的：齐国大夫田常专权，准备讨伐鲁国。孔子得知消息，对弟子们说：“鲁国是我父母之邦，现在面临危难，你们为鲁国效力的时候到了，谁愿意去平息战乱？”子路自告奋勇，孔子不同意；子张、子石请行，孔子还是不同意。这时子贡站起来说：“让我去吧！”孔子点头认可。于是子贡直奔齐国会见田常，对他说：“您伐鲁的决策是错误的。鲁国城池浅薄，土地狭窄，国君不仁，大臣无用，士民厌战，这样的国家不可以向他宣战。您不如讨伐吴国。吴国城池坚固，甲兵充盈，士兵严阵以待，这样的国家容易攻打。”田常忿然作色道：“你把容易的说成难的，把难的说成容易的，什么意思？”子贡说：“我听说，威胁来自内部，就攻打强国；忧患来自外部，就进攻弱国。如令您的忧患在齐国内部。我听说您三次受封都落空，是因为齐国大臣们反对。齐攻占鲁，受益的是齐国，得意的是齐君，领赏的是大臣，您却什么也得不到。君主骄傲，大臣放纵，您却日见疏远，再想在齐国专政，那可就难啦！所以我说不如攻吴国。伐吴失败，丧命的是士兵，获罪的是大臣，人民怨恨的是君主，这样一来，齐国不就由您控制了吗？”田常恍然大悟，转怒为喜，连声说：“好！好！不过我已经派兵伐鲁，现在改伐吴，大臣怀疑我有私，怎么办？”子贡说：“您先按兵不动，我去说服吴王救鲁而伐齐，那时您再与吴交战。”田常采纳了这个计策，让子贡南下谒见吴王。子贡对吴王说：“我听说，称王的君主后继有人，称霸的君主没有对手。齐倚仗大国之势伐鲁，与吴争强，如果齐国得逞，大王就危险了。我劝大王救鲁伐齐。救鲁有扶危济困的名誉，伐齐有拓疆斩获的实利，还可以折服强晋，威加诸侯，这可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有识者一定不会错过良机。”吴王说：“言之有理。但吴与越有仇，待我先伐越，除去后顾之忧，然后再按你的计策行事如何？”子贡说：“越实力不及鲁，吴兵势不如齐，大王不与齐战而伐越，那时鲁国已被齐国所灭了。大王不是想得到存亡国、继绝世的美名吗？那就该保留越国以显示仁德之心，救援鲁国以建立吴国的威信，威德加于诸侯，各国必然尊奉吴为霸主，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如果您不能宽恕越国，请允许我见越王，令越国出兵随吴伐齐，这样就等于削弱了越国。”吴王大悦，派子贡出使越国。越王听说子贡从吴而来，亲自远迎，待如贵宾。子贡向越王透露了吴欲伐越的消息，越王顿首再拜道：“越被吴打败，我恨之入骨，日夜都想报仇，哪怕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先生有何计策教我？”子贡说：“吴王横暴，佞臣当权，大臣不满，士卒怨恨，内部危机重重。大王应卑辞厚礼，发兵随吴伐齐，吴若战败，是越的福分；若战胜，吴王必兵临晋国。臣请北见晋国君，请他与越合兵攻吴，吴两面受敌，必然陷于困境，大王此时乘虚而入，定能袭灭吴国。”越王喜出望外，送礼表示感谢，子贡谢绝，回报吴王说：“越王听说您要攻打越国，非常害怕，情愿亲自率兵三千跟随大王伐齐，并献上宝剑利矛以助军威。”吴王听了很高兴，问子贡：“越王说要随寡人出征，要不要应允他？”子贡说：“不可以。倾竭其国力，役使其国君，是不道义的。您可以收下越的礼品，允许其出兵相助，拒绝越君跟随出征的请求。”吴王听从了子贡的建议，发兵伐齐。按照预先的计划，子贡立刻赶到晋国对晋君说：“我听说，事先不作准备，就不能应付突发事件；平时不训练军队，打仗时就不能取胜。如今吴即将与齐交战，如果吴国战胜，必然兵临晋城。”晋君惊恐地问：“那该怎么办？”子贡献策说：“调集军队，休养士卒，严阵以待。”晋君点头照办。至此，齐鲁之战成了齐吴、吴晋、吴越之争，鲁国不动一兵一卒而祸解难除。整个事态都如子贡所料：吴王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然后乘胜直逼晋国，晋军因事先有了准备，以逸待劳，打败了吴国的军队。越王听到吴王失利的消息，立即渡江袭吴，吴王夫差急忙撤兵自救，与越王勾践在五湖交战，结果是越王战胜，杀死吴王夫差，报了灭国之仇，成为新的强国霸主。对子贡卓越的外交才能，司马迁只用了两句话概括：“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让各国的形势发生相应的变化），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这等才能，比起后来的苏秦、张仪之辈，更是高出一筹。也足以使孔门弟子自豪了。”
        六、孔门弟子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孟子名轲，邹人。孟子的身世，记载不详，大概也是孤儿。幸运的是他有一位贤慧的母亲，成语“孟母三迁”，讲的就是她的故事。孟子幼时，家住在坟地附近，孟母认为这种环境对孩子不利，就搬迁到街市热闹的地方居住，孟子便跟商贩们学叫卖推销：孟母觉得这个环境也不好，于是又迁居到学校旁边，孟子耳濡目染，跟着人家读书习礼，孟母这才满意地说：“这才是真正适合我儿子居住的地方。”据说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由于他勤奋好学、聪慧过人，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继承孔子衣钵的又一位儒学领袖。孟子生于战国时代，对诸侯国之间征伐不已、人民饱经苦难的现实深感忧虑，他反对法家严刑峻法、重武轻文的主张，高举“仁政”大旗，游说于梁、齐之间，走上了与孔子同样的政治道路。与孔子不同的是，孔子游说出行，有众多弟子随行，车马雍容，很有些气派。孟子则单枪匹马，未见随从弟子的记载；与孔子相同的是，游说的目的在于做官，做官的目的在于推行仁政。对于求仕，孟子直言不讳。《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既没有把读书人求官看得庸俗低下，也没有把求仕说得冠冕堂皇，在他看来，读书人出来做官，和农夫下地种田一样，都是为了谋生。农民没有地种会陷于饥饿，士人没有官职便失去尊严。所以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用他，就惶惶不安。出门游说谋官时带着拜谒君王时的见面礼，随时准备受聘食禄。当然，由于这两位夫子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他们的求仕犹如缘木求鱼，不可能有结果。由此想到孟子的两则名言，一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另一则是“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说法略异，意思相同。长期以来，尤其是在“批孔”运动中，这些话被所谓的正宗马列主义者批得一塌糊涂，老夫子被骂得狗血喷头。其实劳心也好、劳力也罢，是社会分工的需要，由于天赋、秉性、出身、环境等因素，总有些人要做读书人，然后出来做官，管理国家；而更多的人则从事生产劳动，创造财富，满足自己与他人的需要。这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时至今日，我们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理论指导下，仍未消灭阶级差别，仍有贫富贵贱之分、脑体劳动之别，如此说来，孟子何错之有？我们有什么资格诋毁先哲？
        把《论语》与《孟子》作比较，文字上《论语》质朴简洁，《孟子》丰满流畅；风格上，孔子象学者，孟子象辩士；思想上，孔子立框架，孟子筑垣墙。儒家两位祖宗的师承演变关系颇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相似，把《老子》与《庄子》一书作比较，也会有类似的感受。一般认为，孟子对儒学的创新发展，一是坚持性善论，二是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一思想大受国人推崇，也确实难能可贵。不过，孟子的民贵君轻是在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说的，与现代民主思想和以人为本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时人不可不察。
        孔子在几百年沉寂之后，到汉武帝时陡然光芒万丈，成为举世仰慕的大圣人，其学说也被官方定于一尊，成为亘古不变之真理。孟子则不然，由于孔子的光焰，孟子在唐以前地位并不显赫，韩愈提倡复古读经，对孟子备加推崇；到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四书”，为儒生举子必读经典，孟子被尊为“亚圣”，从此孟子才与孔子并驾同光，“孔孟之道”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与价值追求。尽管如此，对孟子提出非议者历代大有人在。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可见这顶“亚圣”桂冠来之不易。
        无论如何，孟子作为古代大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的修身处世思想一直为历代贤人君子所奉行，如“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德服人”，“与人为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地利人和”，……不胜枚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不失璀璨，是炎黄子孙享用不尽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