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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稿)话说礼教
  •   说道儒家学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仁。一部《论语》通篇不过仁义二字。的确,行仁政是孔子和孟子的一贯主张,而行仁政必须以礼治国,这是儒家最高社会理想。仁只是一面旗帜,一个标语,使仁从道德概念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是礼。孔子明确地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舆!”《论语·学而》而孝正是礼的大端。可见无论从治国的角度,还是从修身的角度,礼都是仁的核心。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维持国家的四根支柱,礼为首,是最根本的东西。儒家治国之道是礼乐刑政,礼仍居首位。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孔子为什么把礼看得那么重要?礼教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对此做一番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版关于礼的解释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奴隶主贵族及封建地主阶级一切行为的准则”。礼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关于祭祀鬼神的规范,二是关于邦国之间、君臣之间关系的规范,三是关于家庭、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换一个角度看,礼表现为三种形态,即宗法等级制度、社交仪式、婚丧祭祀典则。礼治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再具体地说,就是以孝治天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国和家是不可分离的。国是放大的家,家是微缩的国。治国与治家同理同法,治国先治家,家治,国无不治。怎么治家?就是树立父亲的绝对权威。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父权高于一切,妻子儿女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即使父亲死了,儿子也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绝对领导加绝对服从,这个家就平安无事了。把这套做法移植到朝廷,君就是父,臣就是子,父命子从,父慈子孝,这不就天下大治了吗?所以齐景公对孔子的回答十分赞同,说:“对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上吗?”礼的作用就是把君臣父子之间的绝对主从关系确定下来并使之天经地义。孔子关于礼的思想被后人加工提炼,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加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就是所谓的礼教,或称礼法。这套说教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

      翻开儒家经典,关于礼的记载最为繁冗。《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礼的篇幅最大,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著作,其中《仪礼》一书内容极其繁琐,枯燥乏味,难以卒读。就连以孔孟继承人自居的韩愈也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于今诚无所用之。”①在孔子时代,儒家崇尚礼乐的主张曾受到批判。老子把礼看作是扰乱天下的祸首:“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②庄子的态度温和了许多,他说:“本在于上,末在于下;…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杀之服,哀之末也。…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夫天地至神矣,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③庄子肯定礼别尊卑的作用,但认为礼只是治国之具,而非致治之本。批评不仅来自不同学派,儒家内部也有持反对意见者。《论语·八佾》记载,子贡认为周朝流传下来的每月初一杀羊祭祖庙的习俗早已过时,诸侯并不亲临祭祖,又何必滥杀牲灵呢?准备革除这一陋习。孔子大为不满,对子贡说:“你呀!你不忍心杀羊,我不忍心丧失礼。”当时的诸侯对礼教也不感兴趣,《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陈同阵,指布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指宗庙祭祀)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听了这番话,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实质上就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度被打乱。由此可见礼乐制度在阶级社会中的基础作用。礼制中最遭人诟病的是守孝三年的丧礼陈规。《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则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三年者,…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者有已,复生有节哉?…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所谓“称情而立文,”是说三年之丧是根据人们表达哀思的需要而立下的规矩,是不可更改的制度,是最能体现人道的典则,是自古就有且天下通行的惯例。这三年之丧(实际为两年零一个月),不仅是时间的要求,还有行为的规定,即身穿粗麻做的不缝边幅的孝服,住在死者坟头搭建的草棚里,睡觉时头枕土块,睡在草垫子上,一日三餐只能喝粥,还要整天哭丧着脸,作出痛不欲生的样子。试想这样的生活与死囚坐牢有何区别,更想不出什么样的孝子贤孙能具备这样的“人情”!如此不近人情的荒唐习俗,居然称之为“人道之至文者也”,真是虚伪矫情。既然不近人情,也就难以实现。孔子的学生宰我就曾当面诘难老师:“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儒家教学生“礼、乐、书、数、射、御”六艺,礼乐为主。宰我认为,服三年之丧,礼也荒废了,乐也失传了,岂不是误人子弟?守一年的孝就可以了。孔子无法正面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便从侧面反问宰我:“(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便吃大米饭,穿好衣服,你能心安吗?”宰我回答:“能。”孔子生气地说:“那你就去做好了!君子服丧期间,吃美食也不觉得香,听音乐也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安稳。你能心安理得,就那样干好了!”宰我走后,孔子骂道:“予(宰我)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④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厚葬久丧。《墨子》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墨子说:“古圣王制为埋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商周以后,丧葬之礼日益繁琐奢侈,“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双重棺木,外面的叫做椁,里面的叫做棺)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毛齿革,寝而埋之…”。墨子感叹:上行下效,如果贫贱人家死了人,还不倾家荡产!这些只是浪费财物,还有用活人殉葬,多者数百人,少者数人,那就是灭绝人道了。厚葬之后是久丧,守墓者必须披麻戴孝,嚎啕不止,“处倚庐,寝苫枕块”,这还不够,还要故意挨饿受冻,让自己面无人色,虚弱不堪,“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这样的状态要维持三年。假使大家都效法这样的仁义之行、孝子之事,那君主就不能理政,大臣就不能上朝,百官不能供职,百工不能制作,农不能耕,士不能仕,此乃乱国败家之道,哪里是什么“圣王之道”!齐国宰相晏婴也不赞同厚葬久丧以及儒家的繁文缛礼。《晏子春秋》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悦)之,欲封之以尔稽(地名),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之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众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数,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晏子认为,儒者以礼仪相标榜,矜持倨傲,不可为世范;以音乐为娱乐,使人民怠惰,不可使亲民;以天命为依据,行为迂腐,不可能尽职守责;厚葬久丧,虚费财物,使国家贫弱,人民破产,不可以为官;奇装异服,修饰容貌,骇世惊俗,不可以教育民众。儒家鼓吹的繁琐礼仪,声乐技艺,都是与世无补、劳民伤财之事,不利于治理国家,整齐风俗。有趣的是,晏子一方面批评礼制,另一方面又在遵行礼制。“景公饮酒数日而乐,释衣冠,自鼓缶,…公曰:‘趣驾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受觞再拜。公曰:‘寡人甚乐此乐,欲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婴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善。请易衣革冠,更受命’。”⑤“晏子居晏桓子之丧,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⑥晏子的行为令孔子大为赞赏,认为晏子知礼。由此可以看出,晏子反对的是礼制中冗杂无用的细节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内容,而坚持礼制中合理有用的部分,这一点与庄子观点一致。西汉淮南王刘安延揽天下才俊,治学论道,撰著鸿篇巨制《淮南子》。作者站在道家立场,对儒家礼义之说提出批评:“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淳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外恭内忌);布施而德(施恩求报)。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礼不过实,仁不溢恩,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⑦东晋大学者葛洪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又说“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⑧

      对礼的起源、意义、作用做出全面阐述的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荀子对礼教推崇备至,在劝学篇中反复强调学礼的重要:“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在修身篇中指出礼与修身的关系:“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为是也?”为了说明礼在修身治国中的价值和作用,荀子专门作了一篇《礼论》,开头便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这段论述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儒家把礼奉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称之为人道之极,并把礼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描绘成宇宙精神的产物:“是故夫礼,必本于大(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⑨与老子尊崇的道同样至高无上。所以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礼教,道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道教。如同黄河与长江代表中国地理文化一样,礼教与道教代表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两大源头。《礼记》对礼与治国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礼之与正国也,犹衡(秤杆)之有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又说:“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礼的存废直接关系国家的兴亡。无怪乎孔子听说鲁国大夫季氏家里歌舞妓的人数超过礼的限制,勃然大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并不否认政令和刑法的作用,不过在孔子看来,这只是低级的、辅助性的手段,以道德感化,用礼教规范,才是管理民众的上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让民众因害怕刑罚而不敢犯法,不如让民众因犯罪可耻而不愿犯法。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等着您去执政,您准备首先做什么?”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必也正名乎!”子路认为老师迂腐,孔子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所谓正名,就是纠正被搞乱的名分。名分是什么?就是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前面提到鲁国季氏的行为,就是逾越名分,名分乱,则国家乱,治国要从正名入手。换句话说,推行礼乐是治国的头等大事。事天事地事祖是礼的三大要素,三个要素都包括在祭礼中,所以祭礼在礼教中占很大比重。“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差异)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丧礼仅次于祭礼,两者又紧密联系,祭礼是丧礼的延续。“孝子之事亲有三道焉,生(活着)则养,没(死后)则丧(治丧),丧毕则祭。”《礼记·祭统》十伦中的第一条就是事鬼神,丧毕则祭是事鬼,祭祀天地山川土谷是事神。礼别尊卑的本质在祭祀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礼乐常常并提,乐的地位仅次于礼。孔子一生琴不离身,对古代宫廷音乐如痴如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⑩孔子陶醉于古代音乐,不仅仅出于个人爱好,而是把音乐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加以推崇。《礼记·乐记》对礼乐关系作了这样的论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明于天地,然后能行礼乐也。”孔子说:“礼者,理也;乐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由此看来,礼乐不仅是治国的法宝,而且是君王南面称尊的资本:“礼者君之大柄也,” “制礼作乐”是兴邦安民的根基,礼乐完备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孔子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读书做官,方法是修身齐家,修身有六艺,礼乐为核心。孔子曾教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焉。” 做官就要治民,治民就要有威严,让人敬畏;修习礼乐,举止高贵,仪容庄严,让百姓心生敬畏,不敢不从,这就是礼乐修身的好处。礼经还讲到礼与仁义的关系:“仁者,人也,亲亲(爱敬父母)为大;义者,宜也,尊贤(师长)为大。亲亲之杀(层次),尊贤之等(级别),礼所生也。就是说,最大的仁是孝敬父母,最大的义是尊从师长,对父亲的爱敬与对母亲的爱敬是有先后和差别的,对亲族的亲情也因辈分和亲疏的不同而有差别;对老师、长辈及地位高的人都要尊敬,而尊敬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就是礼。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和义是由礼产生的,不按照礼的要求去做,既使能孝亲敬长,也是不可取的。

     

        注释:

          韩愈《读仪礼》

          《老子》第三十八章

          《庄子》天道第十三

          《论语·阳货》

          《晏子春秋》卷七

          《晏子春秋》卷五

          《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

          《抱朴子》卷七、卷十

          《礼记·礼运》

          《论语·述而》

          《礼记·仲尼燕居》

          《礼记·礼运》

          《礼记·乐记》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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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稿)话说礼教
  •   说道儒家学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仁。一部《论语》通篇不过仁义二字。的确,行仁政是孔子和孟子的一贯主张,而行仁政必须以礼治国,这是儒家最高社会理想。仁只是一面旗帜,一个标语,使仁从道德概念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是礼。孔子明确地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舆!”《论语·学而》而孝正是礼的大端。可见无论从治国的角度,还是从修身的角度,礼都是仁的核心。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维持国家的四根支柱,礼为首,是最根本的东西。儒家治国之道是礼乐刑政,礼仍居首位。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孔子为什么把礼看得那么重要?礼教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对此做一番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版关于礼的解释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奴隶主贵族及封建地主阶级一切行为的准则”。礼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关于祭祀鬼神的规范,二是关于邦国之间、君臣之间关系的规范,三是关于家庭、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换一个角度看,礼表现为三种形态,即宗法等级制度、社交仪式、婚丧祭祀典则。礼治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再具体地说,就是以孝治天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国和家是不可分离的。国是放大的家,家是微缩的国。治国与治家同理同法,治国先治家,家治,国无不治。怎么治家?就是树立父亲的绝对权威。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父权高于一切,妻子儿女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即使父亲死了,儿子也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绝对领导加绝对服从,这个家就平安无事了。把这套做法移植到朝廷,君就是父,臣就是子,父命子从,父慈子孝,这不就天下大治了吗?所以齐景公对孔子的回答十分赞同,说:“对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上吗?”礼的作用就是把君臣父子之间的绝对主从关系确定下来并使之天经地义。孔子关于礼的思想被后人加工提炼,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加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就是所谓的礼教,或称礼法。这套说教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

      翻开儒家经典,关于礼的记载最为繁冗。《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礼的篇幅最大,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著作,其中《仪礼》一书内容极其繁琐,枯燥乏味,难以卒读。就连以孔孟继承人自居的韩愈也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于今诚无所用之。”①在孔子时代,儒家崇尚礼乐的主张曾受到批判。老子把礼看作是扰乱天下的祸首:“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②庄子的态度温和了许多,他说:“本在于上,末在于下;…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杀之服,哀之末也。…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夫天地至神矣,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③庄子肯定礼别尊卑的作用,但认为礼只是治国之具,而非致治之本。批评不仅来自不同学派,儒家内部也有持反对意见者。《论语·八佾》记载,子贡认为周朝流传下来的每月初一杀羊祭祖庙的习俗早已过时,诸侯并不亲临祭祖,又何必滥杀牲灵呢?准备革除这一陋习。孔子大为不满,对子贡说:“你呀!你不忍心杀羊,我不忍心丧失礼。”当时的诸侯对礼教也不感兴趣,《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陈同阵,指布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指宗庙祭祀)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听了这番话,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实质上就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度被打乱。由此可见礼乐制度在阶级社会中的基础作用。礼制中最遭人诟病的是守孝三年的丧礼陈规。《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则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三年者,…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者有已,复生有节哉?…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所谓“称情而立文,”是说三年之丧是根据人们表达哀思的需要而立下的规矩,是不可更改的制度,是最能体现人道的典则,是自古就有且天下通行的惯例。这三年之丧(实际为两年零一个月),不仅是时间的要求,还有行为的规定,即身穿粗麻做的不缝边幅的孝服,住在死者坟头搭建的草棚里,睡觉时头枕土块,睡在草垫子上,一日三餐只能喝粥,还要整天哭丧着脸,作出痛不欲生的样子。试想这样的生活与死囚坐牢有何区别,更想不出什么样的孝子贤孙能具备这样的“人情”!如此不近人情的荒唐习俗,居然称之为“人道之至文者也”,真是虚伪矫情。既然不近人情,也就难以实现。孔子的学生宰我就曾当面诘难老师:“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儒家教学生“礼、乐、书、数、射、御”六艺,礼乐为主。宰我认为,服三年之丧,礼也荒废了,乐也失传了,岂不是误人子弟?守一年的孝就可以了。孔子无法正面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便从侧面反问宰我:“(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便吃大米饭,穿好衣服,你能心安吗?”宰我回答:“能。”孔子生气地说:“那你就去做好了!君子服丧期间,吃美食也不觉得香,听音乐也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安稳。你能心安理得,就那样干好了!”宰我走后,孔子骂道:“予(宰我)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④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厚葬久丧。《墨子》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墨子说:“古圣王制为埋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商周以后,丧葬之礼日益繁琐奢侈,“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双重棺木,外面的叫做椁,里面的叫做棺)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毛齿革,寝而埋之…”。墨子感叹:上行下效,如果贫贱人家死了人,还不倾家荡产!这些只是浪费财物,还有用活人殉葬,多者数百人,少者数人,那就是灭绝人道了。厚葬之后是久丧,守墓者必须披麻戴孝,嚎啕不止,“处倚庐,寝苫枕块”,这还不够,还要故意挨饿受冻,让自己面无人色,虚弱不堪,“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这样的状态要维持三年。假使大家都效法这样的仁义之行、孝子之事,那君主就不能理政,大臣就不能上朝,百官不能供职,百工不能制作,农不能耕,士不能仕,此乃乱国败家之道,哪里是什么“圣王之道”!齐国宰相晏婴也不赞同厚葬久丧以及儒家的繁文缛礼。《晏子春秋》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悦)之,欲封之以尔稽(地名),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之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众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数,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晏子认为,儒者以礼仪相标榜,矜持倨傲,不可为世范;以音乐为娱乐,使人民怠惰,不可使亲民;以天命为依据,行为迂腐,不可能尽职守责;厚葬久丧,虚费财物,使国家贫弱,人民破产,不可以为官;奇装异服,修饰容貌,骇世惊俗,不可以教育民众。儒家鼓吹的繁琐礼仪,声乐技艺,都是与世无补、劳民伤财之事,不利于治理国家,整齐风俗。有趣的是,晏子一方面批评礼制,另一方面又在遵行礼制。“景公饮酒数日而乐,释衣冠,自鼓缶,…公曰:‘趣驾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受觞再拜。公曰:‘寡人甚乐此乐,欲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婴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善。请易衣革冠,更受命’。”⑤“晏子居晏桓子之丧,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⑥晏子的行为令孔子大为赞赏,认为晏子知礼。由此可以看出,晏子反对的是礼制中冗杂无用的细节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内容,而坚持礼制中合理有用的部分,这一点与庄子观点一致。西汉淮南王刘安延揽天下才俊,治学论道,撰著鸿篇巨制《淮南子》。作者站在道家立场,对儒家礼义之说提出批评:“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淳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外恭内忌);布施而德(施恩求报)。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礼不过实,仁不溢恩,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⑦东晋大学者葛洪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又说“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⑧

      对礼的起源、意义、作用做出全面阐述的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荀子对礼教推崇备至,在劝学篇中反复强调学礼的重要:“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在修身篇中指出礼与修身的关系:“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为是也?”为了说明礼在修身治国中的价值和作用,荀子专门作了一篇《礼论》,开头便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这段论述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儒家把礼奉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称之为人道之极,并把礼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描绘成宇宙精神的产物:“是故夫礼,必本于大(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⑨与老子尊崇的道同样至高无上。所以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礼教,道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道教。如同黄河与长江代表中国地理文化一样,礼教与道教代表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两大源头。《礼记》对礼与治国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礼之与正国也,犹衡(秤杆)之有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又说:“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礼的存废直接关系国家的兴亡。无怪乎孔子听说鲁国大夫季氏家里歌舞妓的人数超过礼的限制,勃然大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并不否认政令和刑法的作用,不过在孔子看来,这只是低级的、辅助性的手段,以道德感化,用礼教规范,才是管理民众的上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让民众因害怕刑罚而不敢犯法,不如让民众因犯罪可耻而不愿犯法。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等着您去执政,您准备首先做什么?”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必也正名乎!”子路认为老师迂腐,孔子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所谓正名,就是纠正被搞乱的名分。名分是什么?就是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前面提到鲁国季氏的行为,就是逾越名分,名分乱,则国家乱,治国要从正名入手。换句话说,推行礼乐是治国的头等大事。事天事地事祖是礼的三大要素,三个要素都包括在祭礼中,所以祭礼在礼教中占很大比重。“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差异)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丧礼仅次于祭礼,两者又紧密联系,祭礼是丧礼的延续。“孝子之事亲有三道焉,生(活着)则养,没(死后)则丧(治丧),丧毕则祭。”《礼记·祭统》十伦中的第一条就是事鬼神,丧毕则祭是事鬼,祭祀天地山川土谷是事神。礼别尊卑的本质在祭祀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礼乐常常并提,乐的地位仅次于礼。孔子一生琴不离身,对古代宫廷音乐如痴如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⑩孔子陶醉于古代音乐,不仅仅出于个人爱好,而是把音乐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加以推崇。《礼记·乐记》对礼乐关系作了这样的论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明于天地,然后能行礼乐也。”孔子说:“礼者,理也;乐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由此看来,礼乐不仅是治国的法宝,而且是君王南面称尊的资本:“礼者君之大柄也,” “制礼作乐”是兴邦安民的根基,礼乐完备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孔子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读书做官,方法是修身齐家,修身有六艺,礼乐为核心。孔子曾教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焉。” 做官就要治民,治民就要有威严,让人敬畏;修习礼乐,举止高贵,仪容庄严,让百姓心生敬畏,不敢不从,这就是礼乐修身的好处。礼经还讲到礼与仁义的关系:“仁者,人也,亲亲(爱敬父母)为大;义者,宜也,尊贤(师长)为大。亲亲之杀(层次),尊贤之等(级别),礼所生也。就是说,最大的仁是孝敬父母,最大的义是尊从师长,对父亲的爱敬与对母亲的爱敬是有先后和差别的,对亲族的亲情也因辈分和亲疏的不同而有差别;对老师、长辈及地位高的人都要尊敬,而尊敬的程度则因人而异,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就是礼。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和义是由礼产生的,不按照礼的要求去做,既使能孝亲敬长,也是不可取的。

     

        注释:

          韩愈《读仪礼》

          《老子》第三十八章

          《庄子》天道第十三

          《论语·阳货》

          《晏子春秋》卷七

          《晏子春秋》卷五

          《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

          《抱朴子》卷七、卷十

          《礼记·礼运》

          《论语·述而》

          《礼记·仲尼燕居》

          《礼记·礼运》

          《礼记·乐记》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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