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顾名思义，即地方的称谓、名字。明朝中叶以来，内蒙古西部区的村庄、城镇、街巷、道路等的名称，不仅应时而生，应运而名，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的历史发展和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语言、文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具有极其显著的民族特点、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特点。

众所周知，历史上，在明朝前期及其以前的内蒙古西部区，时为中原王朝占据，时为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期，这里是双方交战的战场；而在民族关系和缓的时期则为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进行交流、交融、友好相处的和平舞台。明朝中晚期，内蒙古西部区的黄河以北地区为蒙古族土默特部和永谢布部驻牧，黄河以南为蒙古族鄂尔多斯部驻牧，当时这三个部落合称右翼三万户。

明朝中期，开明的阿勒坦汗等蒙古族部落首领，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项事业，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各种手段，招募和接纳了大量关内汉族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一些白莲教首领、信徒，从事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政治、军事、文化建设，使当地的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居住方面，明朝中期的先前一段，内蒙古西部区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牧区景象，这里只有上述蒙古族部落的上层统治者，有比较固定的用蒙语命名的地方及其住所，如大板升、托克托、呼和浩特、圐圙（萨拉齐）、包克图（包头）等少数地方；其部属即广大牧民则逐水草而居,游牧到哪里就选择有水、向阳、避风的地方搭建蒙古包或帐篷等临时住所居住。

明朝中晚期，从关内大量走西口来到内蒙古西部区的汉族人民，不仅带来先进的农耕、手工业技术，而且还带来先进的建筑技术与艺术。《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中国（指中原明朝）叛人逃出边(长城)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板升，有众十余万。”“升板筑墙”是关内建造房屋的一种主要方法，即以木板夹土，以杵或锤将土筑实、夯实、打实，次第升高，这样筑成的房屋比帐篷、蒙古包要厚实、温暖、坚固和稳定。不仅适宜汉族移民居住，也受到原住蒙古族居民的欢迎，并为其由牧转农或由牧转为半农半牧而定居创造了条件。“板升”为蒙语，汉意为房屋和由房屋组成的村镇。于是，在内蒙古西部区就出现了许多以“板升”命名的村镇，如“大板升”、板申气、小板申气、阿莫尔板升，捣拉板申、黑麻尔板申、哈拉板申、善友板申，麻花板、牌楼板、色令板、公布板、姑子板。

清朝初期的顺治年间，乌拉山南北（现巴彦淖尔市）划于蒙古族乌拉特部落驻牧。大青山之北的达茂草原为达尔罕、茂名安部驻牧。

整个清代和民国时期，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山西、陕西、河北等省走西口来内蒙古西部区的汉、回等族人民更是络绎不绝、日渐增多；而原住的蒙古族人民经过数代生殖繁衍，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住地不断扩大。这就使原有的板升、村庄、城镇得到不断充实、扩展，同时又不断形成、涌现出不少新的村庄、城镇。而每出现一个村庄、城镇，当时人们就根据其特有的特点为其命名，于是就在内蒙古西部区出现了各具特点的纷繁众多的地名。

内蒙古西部区地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有用蒙古语命名的地名，又有用汉语命名的地名，还有蒙汉语合璧命名的地名。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出，自明朝中期以来，内蒙古西部区居民的民族成份、民族关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蒙汉等民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相互学习、交流、交融，紧密团结，并肩前进，携手建设共同家园的显著特点。

（一） 纯粹用蒙古语命名的地方名称，大多是早先这个地方为原住蒙古族人民居住，或者蒙汉杂居以蒙古族占多数、占主导地位时诞生的地方名称，其名字大多与在这些地方居住的蒙汉居民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条件以及信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水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因素和必备条件，因此以水井、泉水、河流、湖泊等命名的地名特多，如忽同图汉译为有井，公忽洞汉译为深井，哈业怱洞汉译为两眼井等；补拉河汉译为泉水，色楞不浪汉译为温泉，合登宝勒台汉译为石崖泉，赛堡路汉译为好泉水等；乌苏图勒汉译为河流，绍卜亥汉译为渠，达不拉汉译为波浪，大袄兑汉译为湖泊。以动物命名的有：包克图汉译为有鹿，马留儿汉译为有猫，野马图汉译为青羊，格亥图汉译为野猪，冰州亥汉译为麻雀，天面此老汉译为骆驼。以植物命名的有：毛岱汉译为有树，阿嘎如泰汉译为柏树，海流树汉译为榆树，葫芦什太汉译为芦苇，点力素汉译为只几，蓿荄汉译为芦苇，大鸡图汉译为沙枣，雀毛汉译为森林。以地形地貌命名的有：麻花尧汉译为沙漠，点不布汉译为台地，哈不沁汉译为狭谷，花特老亥汉译为山丘，坤兑汉译为山谷，白云鄂博汉译为富绕的敖包，乌兰卜汉译为红土崖，善旦尧汉译为下湿地。与畜牧业有关的有：窝尔沁汉译为放牛人，阿都赖汉译为牧马人，海岱汉译为畜圈，萨拉齐汉译为务奶食者，德令汉译为马鬃，沙尔沁、沙林沁汉译为奶场。与信仰有关的有：巧尔气汉译为主管召庙教义的喇嘛，板定库伦汉译为小喇嘛住地，苏波盖汉译为有塔，协力气汉译为喇嘛席位，迭坝汉译为喇嘛官名，土合气汉译为旗手，包尔汉图汉译为有佛之地。以最早居住者的名字命名的有：塔尔拜、阿布盖、北只图、打色令、七卜、山格架、耳沁、温布、耳居图。以官名命名的有：梅令、章盖、公盖、台基。以手工业行业命名的有：此老气汉译为石匠，祝拉沁汉译为画匠，蒙圪气汉译为银匠，察素齐汉译为纸匠，板申气汉译为造房匠人。

（二）蒙汉语合璧命名的地方名称中，大多早先为原住蒙古族用蒙语命名，而后又由后续来居住的汉人在蒙语名前加汉语“大”、“小”、“前”、“后”、“左”、“右”、“东”、“西”、“南”、“北”、“上”、“下”等；在蒙语名后加汉语“沟”、“壕”“窑”、“路”、“道”、“圪旦”、“圪卜”、“圪梁”、“营”、“村”等。而这些地方大多为蒙汉杂居之地，出现于移民潮的中后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型城市的街区道路的名称。如朱尔圪岱这个原用纯蒙语命名的地方出现后不久，又在其附近出现了小朱尔圪岱蒙汉语合璧的附属村庄村名，类似者还有板申气与小板申气、板申气后湾，大袄兑与小袄兑，库伦与小厂库伦，巴拉盖与小巴拉盖，甲浪湾与东甲浪湾，阿塔沟与前阿塔沟，脑包与前脑包、后脑包、东脑包、西脑包、大脑包，窝尔沁壕与下窝尔沁壕，满达与满达壕、上满达壕，英图与小英图，岔克与岔克沟、前岔克沟，卓尔图与大卓尔图，毛忽洞与西毛忽洞，尔德尼与尔德尼沟、前尔德尼沟，沃图与沃图沟、下沃图沟，厂汉与西厂汉，色气与东色气等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新城区中也有用蒙汉语合璧命名的街区、道路、小区等。如包头市的呼得木林大街、莫尼路、莎彥道、葛兰道、哈达道、赛音道、敖根道、赛汉塔拉生态园。

（三） 纯粹用汉语命名的地方大都出现较晚，约在清末民初及以后，且多数为纯汉民居住的地方。这部分地方命名的起因有以下几种：

1.以走西口汉人原籍命名的地方有：崞县营子、崞县巷、榆次营子、定襄营子、定襄巷、五台营、朔州营、繁峙营、祁县营、寿阳营、寿阳巷、神木营、武乡县营、保德州壕、陕西窑子、忻州巷。

2.以走西口人姓氏、名字命名的地方有：曹家营子、赵家营子、党三窑子、王应基窑子、白青窑子、周和窑、何四窑、郭建贵营、王四顺营、苗四营、苗六营、老张窑、王家窑子、张利文窑、韩二窑、周家营、秦家营子、邬四营子、李旺营子、张丑营。

3.以汉人姓名加地形命名的地方有：路三圪堆、赵家圪梁、杨家圪堵、任三壕、刘正沟、杨圪塄、门家圪卜、北家壕、刘海生圪旦、刘家圪旦、王家圪旦、杨家圪旦、贾家圪旦、高家圪旦、陈家脑包、李四壕、刘二圪梁、李家沟、苖家梁、王三成圪梁、孟家湾。

4.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方有：大水卜洞、壕堰、圪洞沿、碱沟子、二道河、三道河、南壕、北壕、东沙梁、南沙梁、北沙梁、红泥圪卜、独立坝、甲尔坝、坝口子、河会坪、五里坡、臭水井、十里坡、北卜子、沟门、二道坝、三道坝、六道坝、二道沙河、三道沙河、四道沙河、万水泉、黑水泉、沙塄、西河沿、西河塄、东河畔、西梁。

5.与移民垦殖有关的地名有：二分子、三分子、四分子、五分子、六分子、七分子、八分子、九分子、十二分子、十四分子、牛犋、官牛犋、西牛犋、火盘、火房、南火房、杨家房子、茅菴、三座茅菴、四座茅菴、七座茅菴、公中、十大股、五犋牛、六犋牛、八犋牛。

6.以最早定居者所从事职业命名的地方有：缸房营子、豆腐窑子、油房营子、麻糖营子、笸箩铺窑子、毡匠营子、银匠营子、画匠营子、石匠营子、铁匠窑子、瓦窑、赵碾房、磨房营、高油房、槽牛营子、宋木匠沟。

7.以商号命名的地方有：广义魁、万和永、大德恒、仁义昌、大城西、当铺梁、前店。

8.以动植物命名的地方有：马莲壕、席麻塔、白菜沟、杏树沟、杨树沟、榆树沟、柳林滩、柳卜沟、爬榆树、木瓜梁、黄草洼、麻池、只几壕、韭菜沟、三卜沟、五卜树、蛤蟆沟、狸猫渠、羊圈湾、牛场湾、红豹沟、南此老、中此老、西此老、马场。

9.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西部区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具有新含义的地名，特别是城市中的街道、小区等名称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包头市区的钢铁大街、友谊大街、团结大街、建设路、科学路、文化路、民族东路、民族西路、幸福路、富强路、青年路、少先路、三八路、厂前路、繁荣道、进步道、共青小区、迎宾小区、光辉小区、阳光小区、乌兰小区。

从上述内蒙古西部区地名的起因不难看出，内蒙古西部区现在的地名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显著时代特点。现在内蒙古西部区地名的产生和发展的脉络、趋向是：大约起始发端于明朝中叶，时值塞北的蒙古族土默特部落杰出首领阿勒坦汗执政期间，这个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人口增多，村镇逐渐出现；而村镇大量涌现大约是在整个清朝、民国和新中国时期，这与当时的移民实边、发展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地名，绝大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与人们的美好心理愿望。由此看来，内蒙古西部区每个时期产生的地名均打着时代的烙印，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跳动着时代的脉博。

（2）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内蒙古西部区早期产生的地名，大都为原住蒙古族居民为之起的纯蒙语地名，中期（清朝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新城区所产生的地名除纯蒙语地名外又产生了蒙汉语合璧的“风搅雪”地名，这是蒙汉人民友好相处、互相交流、交融的象征和结果。晚期（清末及民国时期）产生的地名大都为汉语地名，这与当时大量的内地汉民走西口蜂拥而来有关，这中间也有不少体现蒙、汉、回、满等多民族团结奋进的地名。而内蒙古西部区既有蒙语地名，又有汉语地名，还有蒙汉合璧地名的现象为当地所特有，其他地方比较罕见。这是一个显著的突出的民族特点。

（3）具有显著的地区文化特点。现在的内蒙古西部区地名，既含有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成分，又含有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成分，并体现出明显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汇、交流、交融、结合的特点。听着这些地名，即能嗅到五谷杂粮与畜肉奶混合着的浓郁香味，听着这些地名，就自然会让你欣赏到蒙古长调、短调与汉族山曲儿揉合形成的爬山歌的悦耳声音。

总之，现在内蒙古西部区的地名起因不仅多种多样，多姿多彩、形形色色，而且蕴含着独特而丰厚的地域文化内涵与特色。对研究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民情风俗、文化娱乐等均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