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第二轮修志工作要健康有序发展，多出精品佳作，使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永续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志学术的“学”与“术”关系问题，处理好地方志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正确认识方志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度问题，正确认识地方志的科学发展问题。否则，二轮修志工作乃至编纂的志书将会陷入浮躁和急功近利陷阱。
    关键词：二轮修志    问题    思考
    二轮修志工作已在全国普遍展开，而且均提出精品佳志的目标。但如何使二轮修志工作健康发展，不走弯路，少走弯路，提高编纂质量和志稿质量，如何使地方志事业以二轮修志为载体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在二轮修志正在进行的时候，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这也关乎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问题。
    一、关于方志学术的“学”与“术”的关系
    关于“学”与“术”的关系，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又指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也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见，学者重“学”，主要职责是认识、发现自然与社会中各种规律、定律、法则、原理，即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而专家则重“术”，即根据已发明的理论或定律、规律、法则，进行实践性应用或创造。地方志工作起步于“学”，要以“学”为基础，但最终一定要落实在“术”，要注重方志编纂学、方志写作学的研究，注重驾驭方志资料选择使用与内容取舍能力的研究，注重方志的编纂方法和手段的研究，注重方志工作组织学的实践与研究，注重修志工作的运作机制优化和科学的研究，总之，更强调的是应用和操作。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学者们就方志实践、发展的实情和实物，对方志的起源、性质、特点、编修原则、体例等，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也出版了不少专著，这些研究是据方志实践和实物的抽象、提炼、总结的理论，或曰据实提出自己的见解，还有不少是把这些各种“见解”汇总再据自己的学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前者是据第一手资料从事理论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确实是一种见解的话，那么后者是据第二三手资料从事的“理论研究”提出的“见解”，可以说人云亦云，或可说移花接木、各取所需。因而，至今方志界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尤其在一些定义、概念上还认识不统一，甚至相互抵牾，争论数十年，正是因为“见解”的不同。而针对具体的编修工作，如何编修，如何分门别类有序排列展开记述编纂，具体的可操作的专著还不多，即使少量的专著也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点到为止。似乎“理论”越空越玄越有水平，而实实在在可操作的文章似乎不可登大雅之堂。马克思有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同理，一些方志基础理论研究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着地方志，而现在大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编纂地方志。地方志编修本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目前方志工作者似乎羞于探讨“低档”的应用性的理论，怕降低了自己“高档”的学问，我们只能从各地自编教材中见到这样的“应用性的理论”，而正规刊物应用性的理论似乎并不多，而这些并不多的应用性的理论又大多是具体编修地方志的同志据自己的经验编写的，这正是我们从事方志具体编纂工作的同志最喜闻乐见的，最具有可操作的指导价值。可见，大力研究解决方志编纂实践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才是二轮修志急需要的。笔者不是偏袒于“术”而轻于“学”，我们希望的是“学”与“术”的结合与统一，和谐共同发展。
    作为从事地方志编纂的实践者、操作者，大多数无暇专门研究那些“学”的问题，而且也非其所长。这并不是说基础理论的研究探讨不重要，理论研究固然能够促进发展方志学说（当然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学风和能“静下心来”的环境），但现在作为编纂地方志的具体工作人员，更应在现有的基础理论基础上，在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上多动些脑筋，多进行些探索，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方志编纂理论，以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
    二、关于方志的内容和形式
    志书质量要素一般为六个方面：观点、资料、特点、体例、编校（含行文）、印刷。高质量的志书应该是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突出，体例完备，编校精确，印刷精良。六者齐备，缺一不可。志书作为一个整体，其质量要素的六个方面是紧密关联的。正如有的方志专家（张守春：《观点在志书编纂中的地位、作用及表现方法》）所说，如把志书比作一个人，观点是灵魂，资料是血肉，特点是性格，体例是骨架，编校是装束，印刷是外衣。志书质量的六个方面中，观点、资料、特点属于内容范畴，体例、编校、印刷属于形式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形式和内容相比，内容是第一位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道理，也是指导我们编修地方志的基本原则。
    然而，从首轮修志到二轮修志，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一问题，即从志书总体设计，篇目大纲，以及在志书编纂过程中，都存在着对形式的“崇拜”，力图以形式上的突破、形式上的创新作为着力点，而在内容上（资料的搜集、取舍、编排、使用、提炼等）却不愿花大力气。在创新问题上，也是体例创新谈得多，内容记述创新谈得少。编纂研究上，针对改革开放20年的地情变化尤其是世纪之交的10年变化，对各行各业全面系统准确记述研究不深不透。客观原因是修志工作一旦全面展开，抓落实、抓进度就成了全力以赴的“中心工作”，已没有“静下心来”研究的氛围。从首轮修志到二轮修志，研究内容记述的专著和文章不是很多，即便有，也是浮光掠影。从首轮修志的反映看，“一般化居多”，“看看什么都有，查查什么都查不到”……之所以人们说首轮志书的使用性不强，质量不是很高，问题就出在内容的记述上。然而，二轮修志已普遍展开的今天，大家似乎对如何把改革开放20年的改革史、探索史、发展史记述好，反映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反映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如何完整、系统、客观地记述地情的方式方法等关键问题研究不多，浮躁、急功近利的情绪已渗透到修志领域中了，并大有蔓延之势。
    全面客观地反映国情、地情是地方志第一性的方面。只有吃透国情、地情特点，搜集资料才能有方向、有重点，才能把握深层次的、全局的资料。在篇目设计和志稿编写上，也只有深刻把握国情、地情客体及其发展规迹，才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志稿。就是说，深入掌握时代特点、地方特点、行业特点，是修好地方志的前提。要把完整、系统、准确、深刻掌握国情和地情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作为我们首要的研究对象。这项工作不仅在修志初期要作为重要工作来对待，而且要贯穿修志始终。同时，要加强记述内容的研究，地情的了解、研究是基础，但如何记述好自己熟悉的地情又是一回事，要在资料的搜集、资料长编的编写、初稿的撰写过程中认真思考、研究。否则，即使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也未必能编写出好的初稿来。
    三、关于方志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度问题
    二轮修志伊始，各地均以精品佳作为宗旨，然而就方志专家对已出版的100多部志书的评价来看，距离富有时代要求的精品佳志似乎尚存在一定差距。笔者认为，本轮志书的难点就在于全面系统地反映改革开放后一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及规律。这就涉及到了方志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度或对一地社会的平时关注度的问题。虽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发展和变化的见证人，然而，“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却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是影响本轮修志成为精品佳作的主要原因。
    要编纂出精品佳作，方志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敏感度。要保持较高的政治敏感度，一是要勤奋学习方志理论，吸纳知识要呈开放状态，善于思考，精通编纂业务；二是思想政治上要敏感，及时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并梳理出政治发展脉络；三是对本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大事要事及发展动向要敏感，并梳理出发展脉络；四是对方志编纂理论的最新动态要敏感，清楚理论发展情况。但在目前我们培训修志队伍，篇目设置，组织指导，甚至整个编纂实践中，往往认为编纂地方志只要修志业务精通就行了，政治理论、时事政治、地情时政、地情文化学习与研究不必强求，笔者认为这是一大失误。
    志书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方志工作者的思想理论水平。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就能在编纂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运用修志指导思想，正确选择编排资料，展示发展变化，体现因果关系，揭示内在规律，强化志书的资政和警示功能。
    二轮修志记载的是当地改革开放20年来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情况，这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本地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方志工作者如果平时不关心时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重大部署不清楚，对本地贯彻上级精神而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了解，对本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不留意，很难想象能对本地的改革开放、发展变化有准确地把握，也就很难从本地的编纂资料中感受到党中央方针政策在本地的落实和体现，很难组织指导、篇目细化和选择使用好资料。
    方志工作者必须头脑清醒、思想敏锐、关心时事、与时俱进，把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研究、熟悉社会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坚持始终。
    四、关于方志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条例》的颁布，对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规依据，使地方志这项基础文化事业得以“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继，永不断章”有了保证。我们学习贯彻《条例》，尤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来思考地方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现实工作中，如何看待地方志事业却有着迥异的差别，有把地方志工作看作就是编纂志鉴，即“两本书主义”的观点，有把地方志看作一项工作任务的观点，也有把地方志看作是一项获取个人政绩的献礼工程等，如果以上述这些观点为指导，纵使《条例》颁布，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也无补。笔者认为必须把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上升为世界观、方法论，准确理解以人为本，将地方志事业定位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
    （一）全面认识发展地方志。全面，就是要以志鉴编纂为中心，全面推进地情研究、地情传播、旧志整理、方志馆建设及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山水志、专业年鉴、部门年鉴的发展，弘扬方志文化，实现政府行为的地方志书、年鉴的发展和非政府行为的志书、书鉴、地情文化研究与传播全面进步。实现志鉴载体形式多元化，地情文化载体可雅可俗，方便和满足社会各类读者需要。坚决摒弃“两本书主义”的狭隘方志观，以及视修志这项“千年工程”为政绩工程、献礼工程的浮躁方志观。
    （二）地方志事业的协调发展。协调，就是要坚持主业与副业发展、编辑与研究、政府行为的三级志书与非政府行为各类志书编修管理、编纂与传播、修志与用志“五个协调”，推进方志事业和方志文化的发展，人与事相宜，人与人相宜，地情与载体相宜，研究与载体相宜，地方志事业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宜，其中人与人和谐相宜是主要环节。要真正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
    （三）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要通过编纂志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人干事，事促人，人善事，事助人，事成人。事业成功，又实现人生价值。实现方志发展和方志人、地情、人文环境相协调，坚持走方志编纂、素质提高、文化传承的发展道路，保证方志文化永续发展。就是要通过本轮修志，尽可能大量搜集资料，以备资料循环使用，一次挖掘，多次使用，主体资料纂修方志，边角资料编辑地情文献，延伸资料搞地情研究，乃至文化研究。要大力倡导研究之风，一个缺乏学术风气的方志部门很难想象能编修出精品志书。要以修佳志，见成果，出人才为目标，要求每个方志人通过修志，学知识、增才干，人编书、书助人，既修志，又修人，努力使每个人成为既能编，又能写，既能讲，又能评的行家里手，真正把修志作为一门学问扎扎实实去做。方志工作者要像国学大师文怀沙倡导的那样，勇做敢于独立思考的“奴隶”文化人，如司马迁；耻做逢迎媚上的“奴才”文化人，如司马相如。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方志工作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要在《条例》颁布，依法修志的有利条件下，振作精神，拓展思路，大造声势，勤奋工作，潜心编研，甘于寂寞，练好做好冷板凳之功，扎扎实实地推动地方志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