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通其人其事

宝迪等忆述  苏勇整理

郭文通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有较高声望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民主人士，生前曾当选自治区1～3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自治区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1～3届政协常委，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本文对其一生做一概略介绍，以资纪念。

一、家庭与身世

郭文通，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南屯）。1909年5月5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祖父成林，曾任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旗总管。父额仁布则是一个没任何官职的普通牧民。自郭文通曾祖父去世后，家业骤然萧条，仅能维持普通平民百姓的一般生活。加之母亲患精神失常症，一切不能自理，他只得依靠其姐姐和同父异母的长兄抚养关照。

1917年，呼伦贝尔地方发生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的兵乱，南屯地区居民的房屋被战火烧尽而变成一片废墟，所有家养牲畜被掠一空，郭家也无例外地惨遭浩劫。郭文通的童年是在家庭经济衰败、失去母爱、遭遇社会动乱等悲惨环境中度过的。

1918～1921年，郭文通入郭道甫在海拉尔创办的私立蒙旗小学（后转为公办）读书。继之于1922年升入呼伦贝尔公立蒙旗中学，到1926年毕业。1927年12月，去日本留学半年。其间听到郭道甫[1]正在发动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于1928年7月返回家乡。暴动失败后，郭道甫于1929年在奉天（今沈阳）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以官费选送包括郭文通在内的20余名学生进入该校深造，1931年5月毕业。不久，发生“九一八”事件。恰在此时，父亲和两个哥哥不幸相继病故，精神失常的母亲亦去世。这一连串的横祸使他不得不肩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到伪满兴安北分省公署上班至1933年3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要组织“满洲国”国军。伪兴安北分省于同年3月派10人去奉天日本独立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学习。郭文通被选入其中，3个月后学习结束被任命为伪满军官。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我当伪满军官，就是从这个训练班毕业后开始的。本来我是不去参加这个训练班的，但要送去训练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会日语的，于是便派我去给他们当翻译。可是训练结束回来后，于1933年3月在海拉尔成立警备军时就让我参加了军队。参加军队的另一个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28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在海拉尔遇到了去莫斯科留苏的我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博迪扎布。交谈中获知他也是和我一样为了参加郭道甫发动的革命而回来的，他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把我介绍给苏联方面，从此，我开始同苏联建立了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我把伪满计划要组织军队，想让我当伪满军官的事向苏联方面作了汇报请示。过了几天，苏联方面下达指示，让我参加伪满军队。”

1933年，郭文通任伪满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骑兵少校参谋；1935年任参谋处长；1936年9月升为陆军骑兵中校，12月在海拉尔任骑兵第七团团长，驻防中蒙、中苏边境；1940年晋升上校军衔；1942～1943年在奉天任伪满陆军训练处处副。期间，1943年3～9月入日本千叶陆军步兵学校并毕业。对这段历史，郭文通曾解释说：“日伪时期对高级军官的提升有一条严格的硬性规定，即：被提升少将者必须有正式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文凭，否则绝不能提升少将”。1943年10月，在王爷庙街（现乌兰浩特市）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任教导团长。1944年12月晋升少将军衔，12月在通辽伪满第九军管区第49团任团长直至日本投降。

二、唐山之旅与把蒙古部队带回内蒙古

1944年12月，郭文通由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团长调任伪满第九军管区骑兵第49团团长。不久，由伪满派遣率部到冀东唐山去与八路军作战，官职为“铁血部队”骑兵第49团团长。那次由伪满派遣去唐山的部队总称为“铁石部队”，是由伪满“军事部大臣”直接指挥，总兵力约1万人。“铁石部队”内又分“铁心”、“铁血”两个部队。“铁心部队”由汉族部队组成，有5000多人；“铁血部队”由蒙古人组成，有3000来人；还有朝鲜族部队。“铁石部队”司令部系统内有医疗、军需部门、宪兵队及司法等。部队于1944年底抵达唐山，铁石部队司令部设在唐山，铁血部队司令部设在倴城，而骑兵49团被派到丰润县小梁镇驻防。自1945年1月至1945年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8个月时间内，49团配合日本军队扫荡，前后同八路军进行6次战斗，互有小的伤亡。

郭文通在动身前往唐山之前，借送家属返回老家之机回到海拉尔，向苏联方面的负责人汇报日本关东军决定派他们到唐山去打八路军的事情，并请示到唐山以后如何处理同八路军的关系。苏方答复说，既然日军派你去，你就得去，假如不去，1936年的凌升事件[2]就将成为你的先例，他们会毫不手软地给你扣上任何罪名杀害你。并指示说，到唐山以后要争取同八路军取得联系，互相谅解，采取军事行动时要尽量做到“假进攻，真退让”，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损害老百姓。

到唐山以后，从5月上旬开始和八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当时八路军在唐山地区的总指挥是李运昌，而49团活动的范围是八路军第14团管辖的地区，时任团长是张何鸣。双方约定今后互不打仗，互相多联系。有一次伪满兵抓获一名八路军女情报员，郭文通得知后瞒着日军悄悄把她放回去。为此，八路军方面曾写信感谢。还有一次，49团里的两个班长投奔到八路军，他对此事一直假装不知道而未被日军发觉，使这两人逃避了日军的追捕。同样，八路军对他们也十分友好。一次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方面派几名老乡把负伤的两个伪满士兵送回他们的驻地。他经常对部下可靠的人讲，凡是在日军不知道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抓人，抓了的也尽量要放走。柳树圈战斗时，日军抓来十几名青年村民，要当众杀头。他站出来说，他们并不是跟我们打仗的，无缘无故杀害老百姓干什么，救了这十几名青年的命。1945年8月，日军突然下令罢免郭文通的官职，调任伪满兴安军官学校校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知，日军发现了八路军给他的信函，产生了极大地怀疑，若不是日本投降，他极有可能受到日伪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铁血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们按照苏联红军的命令全部到锦州投降，没有人管49团了。全体官兵3000多人在滦县集合，研究返回内蒙古的事宜。当时，八路军方面曾提议让这支部队举行起义，改编为革命军队。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一是，郭文通在加入伪满军队时苏联方面规定了一条严格纪律，即在军队里绝对不允许进行公开活动。另一个是，绝大多数官兵来到唐山已经7个多月，盼望早日回家的心情特别强烈，再把他们留住是不可能的。出发之前，郭文通集合全体官兵，宣布集体返回内蒙古的决定，规定纪律，把部队改为“兴蒙革命军”，郭文通为司令员，吴久荣为参谋长，格日勒图为参谋，副官长额尔伯勒图，副官吉如何。下设3个团，第一团团长包启文，第二团团长杨占扎木苏，第三团团长白音额尔和木（步兵团）。

在返回途中，国民党方面曾派来一名特使，企图把这支蒙古骑兵部队拉拢过去充当他们进占东北的工具，郭文通当即拒绝。此后，部队在郭文通的带领下，出山海关，过义州县，克服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走进了内蒙古境内。因为那里人烟稀少，部队的给养难以解决，所以将部队分成三路继续前进。此时，士兵们回家心切，加上路熟，不少士兵纷纷三、五结伴，八、九成群地脱离部队奔向自家了，再也不听从军官们的指挥。郭文通继续带领所留下来的1000多名士兵来到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所在地博王府，在那里解散了部队，同部下告别。之后，他乘苏联红军的汽车到沈阳，再由沈阳改乘火车回到海拉尔。至此，他为自己千辛万苦的唐山之旅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曾回忆道：“我从滦县出发时就有一个总的目标，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无论如何把这3000来名蒙古兵从唐山安全带回到内蒙古。这一点我已实现了，心理十分坦然。至于那些士兵的未来，我是无力再去管了”。

三、同苏联的关系

如前所述，郭文通于1922年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学习。其时，正是郭道甫任校长之时，他经常给学生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外蒙古革命胜利等道理。在郭道甫革命思想教育的熏陶下，一部分学生的心灵中逐渐滋生出推翻封建黑暗统治，改变当今落后局面的强烈愿望。在这个背景下，他与同班同学博迪扎布、额尔登泰等人于1925年报名去苏联学习，因年龄过小未能获准同行。但他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思想没有泯灭。

1928年7月，在日本学习期间，听到郭道甫、福明泰[3]发动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的消息。于是，中断在日本的学习返回海拉尔。在此期间，他在海拉尔见到了自己久违的老同学博迪扎布，博也是要参加郭道甫的暴动而从莫斯科赶回来的。博对他说：你如果真想要参加革命的话，是否可以在苏联的领导下搞革命工作?郭当即表示同意，并在博的示意下写了一份誓文，大意是：“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坚决服从指挥，听从命令，如果违背誓言，愿意接受军纪处分”云云。这样，通过博迪扎布的牵线搭桥，郭文通同苏联建立了联系，代号是“乌云毕力格”。之后，苏联方面前后让他写了副都统公署的人员编制、财政收支以及三河一带白俄们的活动等情况。从1928年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为止，苏联方面同他联系的只有博迪扎布，1932年博迪扎布去苏联，临走时他把他介绍给苏联老情报员奈勒尔图。同时，给他留下一个联络暗语：“从这里到博格得乌拉多少里路?”答：“从这里到博格达乌拉大概有三百里路。”伪满洲国成立后，郭文通同苏联的联系都是通过奈勒尔图[4]进行的。那时递送的材料主要是日、伪满军队在海拉尔和国境地区部署的人员编制、装备及通信设施、训练军队和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

日本投降后，郭文通回到海拉尔，从奈勒尔图处听说由莫斯科来了一名总负责人，名叫吉南·尼考来维赤·卡尔洛夫。郭文通去见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卡尔洛夫问，你接洽的暗语是什么?郭将博迪扎布留给的那一段对话说出。卡尔洛夫听后说：“你的历史在莫斯科，我们打电报联系以后再告诉你，你先等着吧。”几天以后，卡尔洛夫对他说：“我们已经和莫斯科联系了，知道了你是我们的同志。你把你在伪满时期的情况和去唐山的情况写份材料交给我吧。”郭将材料写完交上去以后，开始在卡尔洛夫的领导下搞工作。卡尔洛夫给郭交办的第一项工作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伪满第十军管区所辖的2000多名伪满士兵向苏联红军投诚，后收容在海拉尔东山下俘虏营里已几个月之久[5]。卡尔洛夫让郭代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到长春去找苏联红军总司令部，联系释放这批俘虏兵。另外，派一名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的军官旺丹中校以郭的翻译员身份一同前往。这个问题很顺利地得到解决，郭从长春回来后到苏联红军在海拉尔的俘虏营去传达批准释放的命令，这批俘虏们都获释了。

这次去长春，卡尔洛夫还交给郭第二项工作：

郭去拜见国民党派到长春来的董延平中将，要求批准“呼伦贝尔自治”问题。那位中将听了很不客气地断然拒绝说：“我国宪法里没有要求自治这么一个条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批准。”这样，郭同蒋介石的代表接触毫无结果，不欢而散。但在第二天，蒋介石的代表却派人来，邀请他去吃饭，被郭谢绝。苏联方面知道后，对郭提出批评，认为蒋介石的代表既然要请你去吃饭，肯定有话对你讲，你应该借此机会去了解一下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未去吃饭是不对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的局势比较复杂，中国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手里，国际上还一致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苏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政权。

1946年4月，苏联方面又计划派郭到国民党那里工作，卡尔洛夫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垮台了，现在我们继续要做的工作是全力对付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为此，你还要继续做你以前的秘密地下工作，我们打算派你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个工作比过去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甚至更加危险，你必须要特别坚定、谨慎。他提了几点具体要求：一、你要继续保持你那“反动”面目，不能丝毫露出马脚；二、你可以选一个可靠的人作自己的助手一同带去；三、到蒋介石那里后，他给你什么官儿你都可以当，他让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可以去做，如果他向你要什么材料，你也可以答应给他写，我们会给你准备。

郭经过反复考虑，想到额尔登泰。额尔登泰[6]是一个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办事谨慎稳重、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的人。苏联方面表示同意。大约过了一星期，就把额尔登泰从王爷庙街（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调到哈尔滨来跟郭一起工作。后来，由于东北战局的好转，苏联方面和中共东北局都认为再没有必要派他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四、与中共东北局领导人的接触

郭文通于1946年奉苏联方面的指示赴哈尔滨工作期间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向中共东北局申请批准恢复呼伦贝尔在“九一八”以前的自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方面事先已向中共东北局打过招呼。一天，苏联方面领导打电话通知郭说：东北局已同意跟你面谈，你明天上午到我这里来，我把你介绍给他们。第二天，在苏方安排下，郭和女翻译一同乘车到东北局，首先遇见民主联军副司令员高岗。郭把自己的来意和要求向他述说之后，在高岗的安排下去总司令部见林彪。在一间很普通的房间，进来一个人，同郭握手，又给倒茶水、递烟。这个人身穿一套草绿色棉布军装，既没有军衔又不带手枪，郭以为他可能是林总的副官，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是赫赫有名的林彪司令员。林彪说：“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呀?”郭说：“总司令，我是为要求恢复呼伦贝尔自治的问题而来的，我们恳切希望林总司令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林彪说：“好吧，这个事情我们以后研究研究吧。”然后，他将郭介绍给彭真同志，并说：“有关的具体事情，以后你多和彭真同志联系好了。”从此，郭开始同中共东北局联系，并在哈尔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彭真同志的具体指导和热诚帮助下开展工作。

郭文通从海拉尔带去的关于要求恢复呼伦贝尔自治问题的请示报告，是由苏联方面起草的，共有21条。向中共东北局递上去之后，他们经过研究最后归纳为6条。对此，彭真同志向郭文通解释说：“把你们提出的21条，我们经过研究最后归纳成6条了。但在这6条里面完全包括了你们提出的主要原则、精神。另外，依我们看，你们的21条里的有些词句和表述方式，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中国人写的，这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重写了一下。”之后，由东北局和呼伦贝尔方面各派出若干名代表，在哈尔滨召开10多天会议进行讨论，制定出《呼伦贝尔自治条例》。中共东北局方面参加的有西满军区副政委化同志为首的几名同志，呼伦贝尔方面参加的有贡格尔扎布[7]、葆定[8]、额尔很巴雅尔[9]和郭等人。1946年10月29日，经过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批准恢复呼伦贝尔地方自治；11月1日，《东北日报》正式报道了这一消息。

呼伦贝尔自治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东北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与纵容下，动员百万大军疯狂向东北大举进攻，妄图一口吞进整个东北，以实现其占领全中国的野心。东北的形势一时间十分严峻，假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一旦陷落，呼伦贝尔地区就很难保得住。所以，不论苏联还是中共方面都主张恢复呼伦贝尔自治，其实质就是针对蒋介石军队猖狂进攻而采取的一种防备性的措施。苏联方面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通过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在中苏之间搞个缓冲地带。以后，东北形势急转直下，很快打败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取得了辉煌胜利。在这大好形势下，呼伦贝尔自治问题自然就失去了它当初的意义。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呼伦贝尔放弃自治而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统一领导，苏联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

呼伦贝尔自治问题解决以后，苏联方面又开始催促郭文通，让他抓紧跟中共东北局联系，尽快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郭遵命去找彭真同志谈过几次。最后，彭真同志以同志式的诚恳态度对他说：“郭同志，我们特别关心你这个问题，我们已反复研究了几次，也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来电说这个事情缓之有利。”[10]其意思就是，目前在蒋介石如此猖狂的形势下，去那里可能不会有多大作用。郭听后，向彭真同志谈了自己的要求：“我这项工作是在苏共和中共两党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双方直接见面，共同研究协调一致为好。”彭真同志同意了郭的意见，并说：“以后我找个机会和苏联方面商量解决吧。”不久，苏联方面以东北的形势已大有好转，取消了郭去蒋介石那里的计划。

郭在哈尔滨的那一段时间里，在苏联方面的引见下，有幸和中共东北局的各位领导同志相识，并在各方面受到他们亲切的指导和热诚的帮助支持。为了答谢各位领导同志的深情厚意，郭在离开哈尔滨之前，请示苏联方面同意，举办一次小型宴会，宴请这些领导。前去光临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有林彪、彭真、林枫、李富春和东北局的其他一些同志。宴会上，郭首先向各位领导敬酒，并对中共东北局对他本人的工作乃至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安宁昌盛所给予的热情关照和大力帮助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席间，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始终洋溢着同志式的亲切友好的热烈气氛。林彪司令员还下意识地问了郭一句话：“你如果到蒋介石那里要求自治，他要是不给的话你怎么办?”郭毫不思索地脱口说出：“我要对他说，你不给我们自治，你就欠下我们蒙古人一笔债。”大家听了哈哈一笑而了之。

这次小型宴会给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他生前每当回忆起那次宴会的时候，都情不自禁感慨万千地说：“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光。”

郭结束在哈尔滨的工作、即将返回海拉尔的时候，特意去彭真同志家里告别。作为纪念，彭真同志送给郭一支手枪。郭在一个烟盒盖上篆刻“蒙古解放第一声”几个字，回赠彭真同志。郭非常珍惜彭真同志赠送的这份厚礼。因为，这里不仅凝聚着他们二人的深厚友谊，而且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关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逮捕郭的时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出具《今收到内蒙古语文研究所郭文通手枪壹支，编码484345号，枪证00007号》的收条予以没收。

这一期间，还发生了这样几件小事：

1945年11、12月间，郭到长春去找苏联红军总司令部联系释放伪满官兵的事回来不久，额尔登泰忽然从王爷庙回海拉尔，特意给他捎来一封信。信是用俄文写的，签名的有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等人，信的主要意思是请他到王爷庙去担任那里的军队司令员。郭把信交给苏联方面，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几天后他们答复说：你不要去，你还是继续搞你现在的工作。你去当一个几万人的司令员，作用不大。这样，郭写了一封简短回信，感谢那几位朋友对自己的信任，同时说明自己另有任务在身，暂时不能离去，待任务完成后再行考虑，谢绝了他们几位的邀请。

中共东北局批准恢复呼伦贝尔自治后不久，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方面给郭来电（当时他是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驻哈尔滨全权代表），说是要在呼伦贝尔各旗成立自卫队，需500支步枪，要求他向东北局申请，以求解决。当时，国共两军正在激烈酣战，武器弹药十分紧缺，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东北局领导毫不犹豫地给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枪支运往海拉尔的途中，却发生了意外。火车到扎兰屯时，那里的军队无端地扣留了这批武器。负责押运的人给郭打长途电话，郭立即去找彭真同志汇报。经彭真同志出面，这批枪支才顺利运到海拉尔。

这一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秘书长方志达同志从王爷庙来哈尔滨，经东北局介绍，与郭认识。方志达说他来哈尔滨的目的就是要了解郭的情况，说：现在呼伦贝尔一带关于你的议论很多，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说法简直成了满城风雨，有的甚至说你已经和蒋介石勾结了。郭向方知达同志详细讲述了苏联方面原打算让他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搞地下工作的计划，以及中共东北局领导目前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等。方知达同志这才弄清了事情的真象，解除了对他的怀疑。谈完之后，二人在融洽的气氛中共进午餐。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五、在海拉尔被逮捕与葆定派案件

根据苏联方面的指示，郭文通从1946年4月至1947年6月在哈尔滨工作一年多时间，在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后于1947年6月返回海拉尔，在南屯家里参加劳动过日子，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组织活动。1947年10月的一天早晨，大批军队突然包围了南屯，同时把郭家也包围起来，对着家门口架起一挺重机关枪，遂即将他逮捕，拉到海拉尔关进监狱。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前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官员额尔很巴雅尔、葆定、恩克巴图、色尔森泰等人，又到哈尔滨将曾和郭一同在哈尔滨工作过的色布精泰[11]也逮捕了。这就是所谓的“葆定派”案件[12]。

以后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解放当初，根据特殊工作的需要，苏联领导指示我暂时不要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也不要向他们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当地党组织可能认为我正是像那些造谣者们所说的那样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透顶的分子。‘人必先疑而后谗人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他们逮捕郭文通等人以后，还到南屯召集群众大会，公布郭文通等人的所谓反革命罪状，遭到南屯乡亲们的反对。在监狱里，看守他的士兵都是他亲自跟苏联红军总司令部联系后释放出来的原伪满士兵，他们对他抱有深厚的感情，经常往监狱里送奶皮、奶干以及手把羊肉等食品，尽力关照他的生活。而有关方面则勒令他写所犯罪行的交代材料，他只写了一个大字“无”予以回敬。他们又让郭写份“被逮捕后的感想”，郭回应道：“你们逮捕我，是弄假成真，纯属误解，我本人感觉没有被逮捕的理由”。

苏联方面得知这个突发事件后，马上找中共东北局交涉，商讨释放他的问题，中方有关领导甚感为难。事发后，根据苏联方面的意见，内蒙古公安部派周家庆同志来海拉尔，让他负责把郭送到哈尔滨。离开监狱后他才了解到，周家庆同志是奉命来海拉尔要把他要出来送到哈尔滨的，可是那些人一直拖了一周之久。途中，周对他说：“这个事办得太不像话了，我从王爷庙来海拉尔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他们就是交代不上来。”到哈尔滨以后，东北公安总处释放了郭文通。郭去见苏联方面的组织，他们见到他格外高兴，说：“我们得知你被逮捕的消息后，立即跟中共东北局联系，现在总算把你要回来了，这太好啦。”你把这次被逮捕的经过情况写份材料交给我们。郭把材料写好递上去后，组织上说现在可以回去了。

回海拉尔以前，郭到公安总处去拜见负责同志，一方面是临行之前向他告别，另一方面是为了以防万一，请公安总处给开一张回海拉尔的通行证。总处负责人对他说：过几天乌兰夫同志要来哈尔滨，你是不是再等几天，他来之后和他一同先到王爷庙，再回海拉尔怎样？郭经苏联方面同意，在哈尔滨等候乌兰夫同志的到来。过几天，乌兰夫同志到哈尔滨，郭去见他，并说出回海拉尔的想法。乌兰夫同志说：你先和我一起到王爷庙去，在那里的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说你在伪满时期当过伪军官，现在在党和人民的宽大下被释放了。这样声明一下，回去就比较好。现在海拉尔人民都起来啦，我们不好好安排就让你回去的话，可能有危险。郭向苏联方面汇报了乌兰夫同志的意见。苏联方面断然拒绝这一意见，坚决反对郭去王爷庙。以后乌兰夫同志又说：等我回王爷庙给呼伦贝尔政府去电报，安排好以后你再回去吧，这样就安全。还说：我从哈尔滨回王爷庙得一、二天，回王爷庙后和海拉尔联系，也得一、二天。我回去后一个星期内一定给你来电报，那时你回去吧。这样，郭就在哈尔滨坐等电报。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始终没有接到电报。郭有些耐不住，去公安总处找负责同志，开了个战时用的“军政人员护照”，平安回到了海拉尔。

回到海拉尔以后他才知道，与他一同被逮捕的额尔很巴雅尔等人已不在海拉尔，都送到王爷庙了。1948年3月，苏联方面派他到王爷庙联系释放他们几个人的事。郭到王爷庙后去见王再天同志。王再天同志说：“这几个人我们不久就要释放，他们以后的事情我们负责处理吧。”郭去王爷庙的时候，他们几个人还在监狱里。经交涉后，王再天同志马上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在公安部院内找个房子让他们搬进去住。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几个人一直拖到1953年才释放，都给安排了工作。关于这一点，王再天同志曾对郭说：“那些年事情很多，很忙，所以忽略了，这是不应该的。”

六、把后半生奉献给党的事业

郭文通在王爷庙期间，王再天同志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中苏两国上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下边还需不需要继续搞那一套工作（即情报员），你好好考虑一下。郭回海拉尔后向苏联领导汇报了王再天同志提出的问题。过了些时日，苏方向郭明确交代：从今以后你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吧。不久，他的总领导人卡尔洛夫返回莫斯科，专程从苏联过来给他们作俄语翻译工作的布里雅特人色仁扎布也回了苏联。至此，郭和苏联之间自1928年开始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工作关系宣告结束[13]。

1948年4月，郭第二次去王爷庙见王再天同志时，向他转达了苏联方面的答复，同时表示自己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决心。此次去王爷庙，内蒙古党委给予十分热情的招待，特派自治政府秘书处长和总务处长负责饮食起居。王再天同志还和公安部部长朋斯克、公安部政治部负责人伍桐同志请他吃顿饭。第二天，王再天同志单独找他交谈：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过去的工作是一种秘密工作，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公开。所以，不知情的人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你不要放在心理。干革命的人不能老在日常小事上打圈子，要经得起委屈，要能伸能屈，这样才能干好革命。你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们慢慢再研究吧，你暂时在家干点劳动就行了。随后王再天同志又十分关心地询问他生活上有无困难。他很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现在刚刚开始劳动，对各项生产劳动缺乏熟练的技能，劳动所得十分微薄，而且家里孩子多，生活上的开销很大，所以经济确实比较拮据。”王再天同志问他需要多少补助，他考虑片刻后说：“我们全家每月吃米大概110斤左右，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的话，其它小问题我自己可以劳动解决。”从王爷庙回来时，王再天同志给呼伦贝尔的党组织写了一份介绍信，要求他们给郭文通同志每月补助150斤米的购粮款。不久，郭于1948年12月被正式任命为内蒙古政府参事，月工资定为60多元。这个决定，是由内蒙古党委王逸伦同志用电报通知呼伦贝尔盟政府的。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赴呼和浩特市为止，他一直从呼伦贝尔盟政府领取工资。

1953年2月20日，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任命通知书，任命郭文通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这样，他离开南屯老家搬迁到呼和浩特市上任新的工作岗位。从那开始，先后担任过下列工作：

1954年7月～1966年，当选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3月～1955年2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1966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协常务委员；1956年8月～1961年11月，兼任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主任。

1956年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任命书，任命郭文通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民委员会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61年10月14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民委员会发布由乌兰夫主席签名的任命书，任命郭文通为内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文通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在担任内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和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期间，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认真钻研业务，积极工作，对于达斡尔语文的研究工作，对于蒙古文字的改革、蒙古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发展，以及名词术语的规范和使用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从1956年8月兼任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后，就达斡尔族创立文字，以什么形式创立文字等问题，在两年的时间里，数次召开相关会议，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亲自带队到达斡尔族聚居的地区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向内蒙古党委提出意见，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加上“漏网大战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游街、军管，在狱中监禁3年零4个月之久。在长期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他终于精神错乱，全身瘫痪。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才被送进医院“保外就医”，仅维持两天生命，于1971年9月12日含冤去世，终年62岁。

郭文通去世以后，其子女多次上访，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推诿拖延近8年之后，在内蒙古党委和革委会的过问下，1979年3月19日由内蒙古公安局以内公预（1979）10号文件正式作出《郭文通先生的平反结论》。文中指出：“郭文通先生系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按统战对象对待的。其历史问题应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但在“文化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对郭文通先生的历史问题又以老账新算而被逮捕关押，这是错捕的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这个结论来得迟了一些，对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尚欠全面客观的评价，但毕竟在总体上正确肯定了郭文通生前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还了他一个清白。

1979年8月16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革命委员会在呼和浩特市为郭文通举行追悼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悼会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主持，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沈新发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王铎、杰尔格勒等领导以及郭文通生前友好，家乡的亲戚和子女、孙辈共300余人。年事已高，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四人帮”迫害而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彭真同志，不忘早在20多年以前与郭文通结下的友谊，特意从北京送来花圈。象征着彭真同志诚挚情谊的花圈，为郭文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产生了极大地影响，给郭文通含冤死去的心灵以莫大的安慰。

自治区党委举行如此高规格的追悼会来给郭文通“送行”，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不多见的。

本文根据“我们的父亲郭文通的一生”整理，见宝迪、阿荣挂、玛斯克扎布：“我们的父亲郭文通的一生”，转引自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达斡尔学会编《达斡尔族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294～327页。

注：

【1】郭道甫（1894～？）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家、教育家。曾创建呼伦贝尔青年党，参与筹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任主要负责人之一。1928年7月发动和领导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后与东北统治当局议和，在沈阳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并任校长，同时兼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于1931年12月赴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遭秘密逮捕，1934年被苏联有关方面判处死刑，后改为10年有期徒刑并在劳改营中不知所终。1989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其平反。生前著有《蒙古问题讲演录》、《呼伦贝尔问题》等著作。

【2】凌升（1886～1936年）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任呼伦贝尔额鲁特旗总管等职。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4月因反对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苏通蒙”的罪名杀害。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兴安北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兴安北省公署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3】福明泰（1896～1938）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参与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参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组建并任党中央常委。1928年与郭道甫发起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后率部退往蒙古。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一度出任海拉尔“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7年10月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次年3月被处决。1990年3月，苏联有关方面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4】奈勒尔图（1904～1956年）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在郭道甫创办的呼伦贝尔蒙旗学校读书，参加1928年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上个世纪20年代即成为苏联地下情报人员，为苏联提供大量伪满洲国和日本的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在呼伦贝尔牧区工作。

【5】1945年8月11日，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响应苏联红军号召，率部于今鄂温克旗锡尼河地区打死随部队行动的20余名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随后被收容在蒙古国境内，后又移至海拉尔。郭、正两人于1950年由苏方移交中国并关押在战犯管理所，1959、1960年分别被特赦，1969、1968年去世。

【6】额尔登泰（1908～1981年）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参加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先后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盟政府任处长，后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编译室主任、文献室主任，是国际知名的蒙古语学者和研究《蒙古秘史》专家。

【7】贡格尔扎布（1900～1949年）新巴尔虎蒙古族，今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人，曾任新巴尔虎右翼旗佐领、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盟政府副主席。

【8】葆定（1898～1983年）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曾任索伦旗（今鄂温克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长，一度因“葆定派”案件被捕。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

【9】额尔很巴雅尔（1911～1997年）达斡尔族，葆定胞弟，毕业于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曾任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经济厅厅长，一度因“葆定派”案件被捕。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副编审。

【10】根据党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有关呼伦贝尔地方自治问题和应苏联要求拟派郭文通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及相关工作问题，1946年9月～11月，中共东北局与党中央曾数次以电文请示和相商。前者，党中央复电同意；后者，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的电文以“目前时机似不相宜，望与辰兄（苏联）商量推迟时间，候东北打几胜仗转换局面后再去为宜”。

【11】色布精泰（1914～1988年）达斡尔族，今内蒙古鄂温克旗人。凌升之子，曾任海拉尔市政协副主席、呼盟政协常委、海拉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2】“葆定派”案件。1947年10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保卫厅（公安总局）奉有关方面指示，先后逮捕地方自治政府前秘书处长葆定，索伦旗前旗长恩克巴图，地方自卫军前2团政委索岳尔毕力格，地方自治政府前经济厅长额尔很巴雅尔、前税务局长色尔森太，地方自卫军前1团政委图门巴雅尔、前政治部主任额尔登陶克陶（刚苏和）和“巴尔嘎蒙古合作社”驻哈尔滨代表兼采购员色布精泰，以及郭文通等。案件发生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预下，郭与色布精泰很快被释放，而葆定等人则被指控种种罪名，并被送至内蒙古公安部处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安排工作。1981年、1985年内蒙古公安厅在葆定等人的申诉下，纠正这一错案，为其恢复名誉。

【13】1968年12月，内蒙古公安厅从有关方面获得郭文通为苏联情报员及为其提供相关情报的档案资料，证明郭曾向苏联提供过伪满洲国军事、国民党地下活动等情报。

（宝迪：呼伦贝尔学院教师，已故；苏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