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来会议”、“郑家屯会议”看满洲国的东蒙古自治

燕文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蒙古东部区相继沦陷，日本要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满洲帝国，借以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东北地区和蒙古东部区的目的。为了把蒙古地区，特别是东蒙古也拉拢到日本构想建立的满洲国，在日本浪人、特务把持下，分别在泰来和郑家屯召开了事关蒙古地区发展未来的“泰来会议”和“郑家屯会议”，会议中，日本特务、浪人鼓动蒙古人自治，反抗汉人的压迫，实现日蒙亲善合作，实现蒙汉分治，保护蒙古人的特殊权益等，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蒙古王公贵族表示赞成日本的满蒙政策，愿意和日本“合作”，这样“泰来会议”决定了蒙古人命运——与日本合作，参加满洲国，实行蒙汉分治，那么，蒙古民族自“泰来会议”和“郑家屯会议”后，是不是就真的实现了蒙古民族的自治呢？

蒙古民族追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历史由来已久，清朝统治时期、袁世凯统治时期、东北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蒙古民族受大汉民族主义的压迫，蒙古民族迫切希望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清末以来，蒙古民族就没有间断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自由。在日本特务、浪人等把持的“郑家屯会议”、“泰来会议”是借蒙古民族追求民族平等这一愿望而制造的民族分裂和亡我中华的殖民统治而已。

一、“泰来会议”

1931年12月12日，由扎鲁特、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伯特、扎赉特、依克明安等旗扎萨克，黑龙江各旗总管的代表以及那木海扎布、图门满都呼、阿成嘎等，关东军代表诹访等在泰来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六项决议：一是各旗乘此机会独立。二是在郑家屯设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筹备处。三是维持费由代表之各旗负担。四是独立范围为现在内蒙古全境。五是独立后境内不允许汉族军队驻扎。六是独立后各旗组织由蒙古人组成的自治军，专门担任治安之责以防备汉族军队（《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下，《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

此前后日本关东军制订了建立“满洲国的相关问题”。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1931年10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明确了在东四省及东蒙古地区成立傀儡政权，为了达到笼络蒙古，分化东四省的势力，明确了东蒙古地区作为特殊地区对待，成立1个自治省，废除王公制度，建立兴安军等。

“九一八”东北地区和东蒙古地区相继沦陷。日本关东军借东蒙古强烈要求独立和自治的愿望，出台了侵略东北建立东北及蒙古地区傀儡政权的纲领、方式和步骤。为达到贯彻这一时期的有关内容，召开了“郑家屯会议”。

二、“郑家屯会议”

1932年2月18日，日本浪人菊竹稻藏（日本株式会社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主持召开了“郑家屯会议”，参加人员有旗实际统治者的扎萨克、王公贵族、士绅、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大学生等30多人。其会议的主要精神实质是蒙汉分治，蒙古独立。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菊竹稻藏，在会议上鼓动说：“蒙古人多年受汉人的欺压，政治上比汉人低一等，经济上过着贫困生活，这样继续下去，蒙古人就有灭种的危险，我们日本人讲道义，一向同情蒙古人，愿意帮助蒙古人自立自强”（《参加“郑家屯会议”的回忆》，那木海扎布、达瓦敖斯尔，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在日本的鼓动下，郑家屯会议发表了“满蒙独立宣言”，作出了所谓《蒙古自治行政区域的划定》决定。“郑家屯会议”决定了东蒙古地区的命运，即东蒙古地区作为伪满洲国的组成部分，接受日本的统治，东蒙古的民族独立运动自治活动最终被纳入了日本方面设定的轨道，最后演变为日本建立满洲国进程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通史》）。

东蒙古以其民族自治参加了以溥仪为傀儡集团的满洲国，日本人设计的东蒙古自治又是怎样的1个自治呢？

菊竹稻藏在郑家屯的会议上明确了“建立满蒙新政权时，我们正在考虑实行蒙汉分治，要保护蒙古人的特殊权益，使他们有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即为了体现蒙古复兴精神，我们日本人要帮助蒙古人在各方面有较快的发展等等”（《参加“郑家屯会议”的回忆》，那木海扎布，达瓦敖斯尔。选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162～16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借修洮索索温铁路考证东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况时，形成了《洮南至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1930年底至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完成了《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研究》和《占领满蒙后经略外蒙古方略等方策研究》。这里面所形成的报告书、研究、方略等等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在军事占领以后。一个军事占领，民族还何谈政治权利。

三、日本对东蒙古地区的统治

1个殖民统治者，一旦对其殖民地形成军事占领后，必然要对他的殖民地实行包括政权、军队、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的殖民化统治。日本对东蒙古的殖民侵略也不例外。在日本关东军实现对东北地区、东蒙地区的军事占领后，便开始形成全面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包括政权、军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殖民化统治政策。

1.政权方面的殖民化统治

（1）1932年2月18日在日本操控下的“郑家屯会议”，发表了“满蒙独立宣言”，对蒙古东部区实行蒙汉分治政策，为东蒙古地区最后演变为日本建立满洲国的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2）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国务院设立了直辖的兴安局，专管蒙旗事务，8月3日兴安总局改称兴安总署。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分为特殊行政区域，先后设置兴安南分省、兴安北分省、兴安东分省、兴安西分省。1943年10月，兴安地区撤销东、西、南三分省实行兴安总省，保留兴安北省。地方上的各旗县初期设置由日本人担当的自治指导委员会，1934年1月起改成日本参事官。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事官名义上是辅佐旗长，而实际上是掌握着旗的财政、税制、土地、治安等重要地方权力，是旗的实际统治者。

（3）为加强对蒙古东部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关东军不断地调整殖民统治的方针政策，以实现加快其殖民化的统治速度。1933年7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案》。随着日本关东军的殖民统治的步步深入，兴安地区不断爆发各种反日活动，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的所谓“反满通苏”事件。此后日本关东军制订了《国内蒙古人指导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日本统治者对东蒙古地区的政权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即“特权奉上”和“土地奉上”。“特权奉上”特权就是清朝政府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对蒙古统治的各旗给予一些特殊权力，以维护蒙古地区的稳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仍然保留着这一特权。伪满洲国初期，日本关东军考虑蒙古王公贵族特权的地位和影响，一直没有采取急剧的改革措施，但是，这种特权严重地影响着殖民统治，所以，日本关东军借凌升的通苏事件，急于将其调整，使其各旗王公贵族把特权奉上。“土地奉上”是日本关东军把归属旗王公贵族的土地归属于国家。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对蒙东地区统治过程中，因为要用土地进行开矿、修路、移民等，都因土地的私有，而不能得到落实。日本所采取的“土地奉上”的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2.文化教育方面的殖民化统治

推行奴化教育，建立殖民统治的思想体系。

“九一八”事变，日本完成了对东北和兴安地区的军事侵略，而后，随着经济掠夺的开始，要实行东北、兴安地区的“长治久安”，则必须推行一条适合于殖民统治的奴化教育，其中的奴化教育要与军事侵略、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为达到全面服务侵略者的政治需要。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在兴安地区，强力推行奴化教育，为了保证奴化教育的实施，首先，伪满洲国打破了原有的教育体制，确立了新的奴化教育方针。日本分别在兴安四省建立培训教师的培训学校。自大同二年（1933年）开始，至伪康德八年（1941年），兴安四省全部设立了师范学校和教师养成所。这些培训出来的教师，则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全面贯彻日本提出的教育方针，从小学到高小普遍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提倡“日蒙亲善”、“一心一德”、“民族协和”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并开设日语，将日语列为”“国语”。强化知识和技能的锻炼，强迫学生进行“勤劳奉仕”的训练。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实质是从学生开始灌输殖民思想，铲除民族观念和反抗意识，使东北和兴安地区的青少年成为他们驯服的奴隶。

蒙古民族的自治，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追求的民族自由和平等。但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召开的“泰来会议”和“郑家屯会议”是完全违背蒙古民族意愿，是进行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的重要步骤，是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的具体体现。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奴化教育的实施，就是日本菊竹稻藏鼓吹的“帮助蒙古人自立自强”精神实质。

（作者单位：内蒙古阿尔山市史志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