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编修村志是保留各行政村史料，再现其发展脉络的有效方法，其价值在于保留一村史料，存史、教化、资政。编修村志是村民文化自觉、自信的表现，方志专业人士对其编修进行业务指导和服务，规范村志体例，详县区志之略，补县区志之缺，重在调查与口述，模式多元：一村一志、多村合志、一镇一区集合志，应按地情村情而定，编修主体应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本村本土的村民，辅以志界有识之士或相关学者专家参与，地方志部门应是“介入但不干预”，村志编修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志界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村志编修 指导服务 规范体例 村民编纂 学者参与 存在问题

“以镇志、村志为主的小志，一直是地方志中特殊而有趣的一支。一册在手，乡人阅后会泛起眷眷乡恋之情，外人看了会生一顾之念。其撩人之处，就在于志书呈现出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写的是乡民生活，记的是泼辣辣的风情。不少小志史料价值还远超县志、府志。自清以降，小志盛行，无不与社会发展、地方文化昌盛有关。地方文人已不满足于呆板、滞结的府县志，而另出别机。又承乾嘉学人剔伪辨真，格物致知的遗风，染点头巾气，细究起乡梓的一草一木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乡土文化的全面记述，意义重大，可看作《诗经》后乡土文化的又一次觉醒”。【1】

不论是国家按照法律而设立农村基层管理单位——行政村，还是自然形态的居民聚落——自然村，都可视作中国最基层的社区单元。中国有多少村，没有明确数据，但进入21世纪后，数量锐减是不争的事实。乡村的巨变，迫切地要求以村志的形式，留住村的自然、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方面的状况，迫切地要求村志细致地反映当代乡村向城市化演进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方志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开始了行动，村志编纂是一种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的有效方法。

一、明清村儒“为村立志”是文化自觉、自信的体现

“为村立志”，或始于清，康熙时郎遂编撰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其时“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四库全书》亦将其收录。上海市闵行区《紫隄村志》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草创到咸丰六年（1856年）增补纂成，历经3代村儒的草创、续纂、增补，终成紫隄村（今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治所所在地）的资料性文献。

此后编修村志屡见不绝，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1949年之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有160多种左右，为总量的19‰，且集中在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旧乡镇村里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撰，是地方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保留乡土历史而进行的个人壮举，为村立志是村儒文化自觉、自信的理性体现，为今人研究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基础。

二、社会主义新村志编修是农民自我觉醒的表现

自从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修志事业兴起以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县按照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编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县3级新方志，然而乡、镇、村志的编修不在新方志的规划之中，村志编修处于村民的文化自觉状态。据《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2】截至1992年的统计，已出版各类地方志9000多种，其中以农村为主的乡镇（包括区）志共计1234种，村志为9种。“1995年3月2—6日，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乡村社会研究中心、永康县志办公室和河头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联合召开《河头村志》首发式暨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研讨会。……与会的专家认为，人民自己创造历史，众人写志，众人入志、众人用志、众人藏志，是神舟大地的一件新鲜事，是农民自我觉醒的表现”。【3】

由上海市闵行区区志办公室、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民委员会编的《华一村志》于2003年12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她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述了华一的村民、村事，展示村情，再现了华一村从农村转化为上海现代化城区的历史轨迹，是对村民进行爱村、爱土的生动教材，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至2013年10月，闵行区先后编修了梅陇镇《陇西志》【4】、虹桥镇《新桥村志》【5】、浦江镇《浦江村宅》【6】、虹桥镇《井亭村志》【7】、莘庄镇东吴村《褚家塘志》【8】、七宝镇《九星村志》【9】。笔者认定：村志的出版面世，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大族谱添了一种村级层面的综合性志书。村志全面真实地反映建村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变迁的纵深图景，包括整个村的建置源流、城市化进程，以及民情风俗、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区县农村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乡村文化融入城市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三、为村志编纂指导服务是方志人的应尽之责

当代方志学家来新夏说：“村镇志虽为当今官办三级修志所摒除，但近年面世者仍不少，多为基层组织或民间所为，实则村镇志所包极广，修者亦众，于中国方志史上有其一席之地”。【10】

2006年颁布实施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省、市、县三级志书的编修等地方志工作进行了制度设计，但对乡镇乃至村级志书未有提及。为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解释道，虽然“目前，我国部分乡镇，甚至村也组织修志”，但“考虑到编纂地方志需由地方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为了不给乡镇、村设定义务、增加负担”，所以仍维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关于地方志分为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三级的规定。之后，各省相继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地方法规，截至2013年7月，全国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地方志工作规定》或《条例》实施办法【11】，其中贵州、宁夏、山西、海南、浙江5个省份制定了与村志相关的规定，约占22%。各省对于村志编纂的要求不一，制度保障力度不一……，要求地方志部门介入村志编纂的模式也不同。有的要求进行征集和报备，有的鼓励有条件的村组织编纂，有的规定编纂单位应接受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有的还赋予地方志工作机构“督查”的权力。这些规定，都是对《地方志工作条例》内容的延展，为地方志工作与村志编纂之间架起了制度化的桥梁。

笔者认为：村志是一本全方位反映农村原始风貌和新农村建设成就的百科全书。村志记载村庄的发展演变历程，作为存史、资治、教化的文献保留下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件利村利民的实事工程。因为村志所记的村民村事是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事例，包括村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民风民俗、村民村事等内容，是整个村庄从自然环境到人文活动，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等各方面的真实反映。编修村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村民凝心聚力，发掘村庄发展成就、反思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编修村志也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县区内自然村庄逐渐消失，村庄时代沿袭的优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将被淡忘。通过修志抢救历史资料，保存文化遗产，记录人民的创业史，展现村庄的发展史，了解区域内的文明史。一部好的村志是对村民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子子孙孙学习和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先进经验，建设美好未来的“传家宝”。

2014年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4月19日）》指出“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业务指导和服务”。【12】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长王伟光在《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14年4月19日）》指出“继续鼓励对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服务”。【13】地方法规对村志编修虽无明确要求，然而随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刘延东、王伟光的上述讲话已明确要加强对“乡镇村志编纂业务的指导和服务”，换言之，有条件的地方志机构应加强对乡镇村志编纂业务的指导和服务，作为地方志专业人员理应加强对已版乡镇村志的编修实践进行总结研究，使其上升为编修理论用以指导村志的编修。

四、村志的体例与篇目结构应合于地方志的规范

篇目设计因村而异。编修村志与编修区县志既有共性问题，也有其特殊性的问题。比如横排竖写，这个原则都要遵循的，否则不成为方志。但有些原则适用于区县志而不适用于村志，村辖域较小，人口、事务少而杂，所以体例、篇目的设定应从实际出发，门类不宜太细，或并或略，两到三个层次应该可以涵盖，即卷—目或章—节—目。个别较大的行政村也可以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说白了也就是村志篇目的设定要取决于村庄的实际情况，村志的生命力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对村情特色的真实反映。

从新编村志的体例与篇目结构考察：总的倾向问题接近县、区志，无所不载。山东《清河村志》【14】卷首为题词8页，彩页70页，照片197帧，清河村地图一幅，序一，二，三，凡例，大事记，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清河村纪实。志书主体部分立志8编43章，卷末编后记。全书100万字。

浙江天台《水南村志》【15】卷首有彩页12版，照片51帧，水南区现状图，水南村旧区街道图2幅，还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书主体18编20章，卷末后记，协助本志编写及资助印书等人员名字，本志主要资料来源简介。全书58.8万字。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小李庄志》【16】卷首为小李庄村示意图，题词2页，前言，凡例，彩页12页、彩照44帧，概述，大事记，小康村建设，荣誉榜。志书主体有14章64节，卷未有附录，编后语。全志19.9万字。

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志》卷首设置地图、照片集84版页（其中11幅地图、为21版页，照片247帧、为63版页）、凡例、序一、序二、总述、大事记。中置上、中、下3编27章、149节、336目。卷末设编后记。全志125.8万字。

从上文例举的三省（山东、河南、浙江）一市（上海市）四部村志的体例考察可知，新编村志一般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图表采用现代技术编制。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全面反映各个村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整部志书一般由图片、地图、序言、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后记构成。其篇目设计一般为：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姓氏宗族、基础设施、乡村建设、乡村管理、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人物。总的来说，村志约一半篇幅记述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治与经济、，约一半篇幅记述姓氏宗族、民情风俗、方言和人物等。村志详今略古，以记述新时期的历史为主。志书记述时限虽从建村开始，但由于资料缺乏，主要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村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情况。

从上文4部村志的体例与篇目结构考察，有三个问题值得志界研究：

（一）村志的地图运用有待规范

4部村志中仅《小李庄村志》将“小李庄村示意图”置于全志之首。《水南村志》、《清河村志》、《九星村志》将地图置于彩页之末，就全志地图的设置，《九星村志》是继承创新用好地图的典范。其志卷首设有：16开版的2010年九星卫星图和8开版的2010年九星村平面示意图，2010年九星综合市场各专业市场分布示意图，2010年九星村（市场）及周边住宅小区等分布与各村民小组原域位置对照平面示意图，九星、东风大队在七一公社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九星村、东风村总平面图，20世纪80年代九星村、东风村河道分布平面示意图，1932年今属九星地区宅基示意图，1932年莘庄镇周围平面图，20世纪60年代九星村吴家天主堂（手绘图），20世纪60年代夏家旗杆宅基（手绘图）等11幅地图，为卷首图照集84页版面的25%，立体再现九星村1932年至2012年不同时期地域范围与环境风貌。其志第四章宅基（住宅小区）设有16开版或32开版20世纪60年代初期××宅基平面示意图，计36幅，为全章25万版面文字的24%，形象示意其地理环境与村宅之具体位置。《九星村志》地图的价值证明，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⑴地图与文字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使所叙之事一目了然。⑵用地图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以加强方志内容的表达。⑶图文并茂，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印象。

（二）新编村志编体例有一种趋向，多数从分类到标目与县（区）极为相似

其原因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于标新，易于缺项。因此新编村志，失之于繁。村志的生命力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村情特色的反应。几乎所有出名的村志，无不突出了地方的特色，充分反映了当地特色而受到世人青睐的。郎遂编撰《杏花村志》。全书12卷，“集汇古今名胜、建筑、人物、艺文等”，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胜。

（三）新编村志应设置全志“索引”，方便读志用志者

旧志中没有索引，直到1984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才开始要求在整理旧志时补编索引。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提出“全书要附有索引”的要求。2008年9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将索引列为地方志书的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8种体裁之一。【17】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信息的共贮、共知、共享，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将作为资料性文献的地方志的多种索引，才可能在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

五、村志资料价值定位是详区县志之略，补区县志之无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志之重要在于资料。编修村志要收集那些贴近普通村民的事，更要收集在档案资料中难以找到的资料。村志在资料选择上要以细取胜，以深见长，要抓“芝麻”、“细节”，不论是记事，还是记物、记人都应具体、翔实、典型。要收集那些县志里没有的资料，县志里记载省略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是社会学家和科研人员最需要的资料。

村志记述地对象是一个行政村（或几个自然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所以，一本好的村志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聚落历史与现状的综合反映，而且更具有超出其本身价值之外的一般性意义，它可以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可以为相关县（区）志，省（市）志补充一些详细具体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料。村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而将来异常珍贵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资料”。【18】

《华一村志》第三章《人口、姓氏》以表体形式详实收录了《1953年各自然村户口情况表》和《2000年华一村各队户口情况表》【19】，其表栏内设置了“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性别（男、女）、户籍人口（农业人口、居民口）、16岁以下人口”等栏目，这些人口资料为社会学家研究上海各自然村（小队）的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人口资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华一村5、7、10等3个生产队撤制。……1997年7月……每人年农龄补贴，5队为730.65元，7队为915.46元，10队为912.69元”【20】。其志为已经消失的生产队留下了一份完整的中国社会最基层撤队中的经济资料，这是村志保留资料价值的意义之所在。

县（区）志是对全县（区）总体情况的记载，由于篇幅的限制，它只能记载一县（区）的基本情况，各自然村的情况无法作详细记述，最多是概括记载或列表反映。而村志恰好可以详细记述各自然村的情况，记补县（区）志之不足。如果县（区）志所记是一县（区）宏观、中观之县（区）情资料，那本村志则是一村之资料，相似于县（区）志的微观资料。由此可见，村志记述资料是县（区）志所无法取代的，村志资料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与县（区）志记述内容，资料取向方面的区别应该是记县（区）之无，详县（区）志之略，这就是村志资料的价值定位。

六、资料收集应以社会调查、口述为主，文献资料为辅

一般而言，编纂志书的资料来源有：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实物资料、图像资料、口碑资料、田野调查。但村志的资料收集比县志，区志要难。村志的资料，档案馆、图书馆保存的很少，村委会自己保存的资料就更少。村志资料，可以收集一部分实物资料，但大量的是来自口碑，主要是依靠老年村民来回忆。收集村志资料，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让全村的人知道要编修村志，让更多的人提供资料。根据村志的编修实践，其共同点是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其方法是因地制宜。

闵行区《九星村志》采集的资料分为两个大类：

“一是有形的文献资料。……二是无形的口述资料。召开各种座谈会、专题座谈会共109次。出席座谈会616人次，占本村总人口的20%。其中60岁至90岁的老人257人，占老人总数的27%。全村19个村民小组分别召开不同内容的座谈会各2次。座谈内容包括：宅基由来、村情风貌、河道植被、行业、姓氏由来、户、人口变迁、土地、农作、战争年代的社会状况、宅中能人、村民生活、人情世故、奇闻轶事、风俗、故事等。座谈会场所，有的在住宅小区村民家、小区花园，有的在老村宅村民家、庭院、客堂、灶间，村委会办公室、管理区办公室、书场、茶馆、棋牌室、河边、路旁、公司办公室、村内外的单位等。座谈会形式多样，有请来、走出去，规模有大至10余人、小至1人。时间长至3天、短至半天。每次座谈会后将内容整理归档。另外专人参加的专项座谈会，参加者可以跨村队。如一次民风座谈会，请各原村落70-80岁口齿伶俐、‘百事知晓’的老人座谈，满场笑话、热闹非常、令人难忘。参加座谈地对象有80多岁高级社时的主任、初级社时的生产队长，人民公社初期的连长、委员、老生产队长、大队长、老书记、大队会计、油粮员、生产队会计、村民小组长、民办教师、插队落户生、赤脚医生、天主教神父、天主教友、土改时评为地主的后代、‘两航起义’人员的儿子、合作化公社化坚持单干农民的后代以及现任各村各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会气氛热烈，意犹未尽，常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21】。

闵行区《华一村志》编纂组“多次召开华一村老人和其他各种类型座谈会”收集整理华一村历史资料，所记大队长张福如，大队会计蒋金凤，队长兼华一胶木厂厂长李顺基，招商办负责人蒋纪德，调解员，治安委员，大队接生员陈全福，生产队队长李勇盛，生产队会计李勇盛，村民潘金余，插队知识青年戚巧莲的口述历史”【22】，其时间跨度从1950-2000年，范围有各时期的生产队（大队），村委会的各类人员，他们是华一村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人，搜集资料以其通俗口语的形式存于村志。

闵行区《井亭村志》编写组“多次走访村老年人以及有关人员，又通过各种类座谈会，采访当事人”【23】，整理形成30余万字采访资料，成为其志的基础资料。

闵行区《新桥村志》编写人员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座谈会和接受采访人员，细致而又准确的讲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24】。为村志编修提供扎实的资料基础。

以上编纂实践证明，村志资料应以社会调查和村民口述为主，文献、实物等资料为辅。

七、新编村志的编修模式

从已版村志的编修模式考察有如下四种：

（一）一村一志

基本上都是有经济条件、有丰富内容的村单独成志，为村志模式的主体。如上文所述的上海市闵行区《华一村志》、《新桥村志》、《井亭村志》、《九星村志》，山东《清河村志》，河南郑州市《小李庄志》。

（二）多村合志

河南巩义市《白沙村志》【25】是“烈姜沟、小沟、南地、桥上、西沟”5个行政村的合志；浙江天台县《水南村志》是“建明、光明、星光、民主、三联、新联”6个行政村合志。

（三）一乡镇的村宅志

《浦江村宅》则是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之村宅合志，其志按原“陈行、杜行、鲁汇”3镇分为陈行篇、杜行篇、鲁汇篇，以各行政村为目，各村宅为条目，用68万字将浦江镇56个村宅志全部村宅作了历史与现状的记载：其志“立足于对村宅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民俗风情、农耕文化、衣食住行、物产掌故、能人志士的记述，……补了村宅历史无文字的空白，对当地历史起到补奇缺、详其略、参其错、续其无的作用”【26】。

（四）一个区县的行政村以镇领属集合为一志

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村镇志》【27】“编纂形式上,采用了合集的形式，即将海港区118个行政村合成一体，以镇为统领，以村为主要内容，集中完整地展现各村镇的基本情况。……2012年8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秦皇岛市方志馆调研，看到这部《海港区村镇志》时说：一个县区将辖区内的村镇志合编为一本志书的形式比较好，不必要每个村镇都搞志书，那样也不容易编好。朱佳木同志的话，正是对这部村镇志合集编纂形式的充分肯定”【28】。

上海市《浦东新区村史》【29】“开创一区之村史体例，将392个行政村、145个撤制村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用240万字之版面，将其存史，为今人、后人提供浦东新区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脉络，其创新意义深远，亦为方志界如何保存一地之行政村资料提供一种具有操作实践价值的范本”【30】。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村志的编修模式，村志编修者应按地情、村情不同可从其善而选择之。

八、村志的编修主体是本村本土有文化有知识的村民

从已版村志考察，村志的编修主体有：

（一）由村委员编，即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发起，请有文化有知识的村民编写，或请有关专家、学者参与。

上海市闵行区《井亭村志》、《九星村志》、《陇西志》、浙江《白沙村志》【31】均属此列。

（二）区县地方志办公室、村民委员会合编，即由方志专业部门与村委会共同编修。

上海市闵行区《华一村志》属于此列。

（三）专家、学者个人编著。

浙江台州县《水南村志》由村文化学者许亦江著。许尚枢的《水南村志•序》曰：“内部发行的村志已属凤毛麟角，像许亦江先生这样公开发行个人写成的村志，我看到的是第一部。”上海市闵行区《褚家塘志》则是学者型村民褚半农的著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凡认为：“这是具体生动的自然史，是今日的活历史。自然村是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细胞，如果没有自然村这一基层细胞，又哪有地县、省市及国家的社会组织呢？由此，历史家的眼光，应该由下而上，从具体了解自然村及其家庭组织的生活真实开始，逐步向上推移扩展，最后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我曾因工作需要，翻阅数百种各省通志、府志、县志、山志之类，但遗憾的是，很少见到一部真正的自然村志。而褚半农先生《褚家塘志》之著，正好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嘉惠学林，开拓之功不可没”【32】。其志可贵之处“保存了许多当年江南农村第一手的原生态历史资料，可补正史不足”【33】，可资作史者参考借鉴。“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先生1992年10月至1993年1月，被派到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参加‘社教’工作。驻村期间，有感于对农村知之不多，于是萌生了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写一部村志的想法。孙先生当时就参考了新编修的县志及《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等书，编修了《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其志共设十一章，分别是地理与建置沿革，人口、土地及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种植业，林、牧、副诸业，乡村工业、建筑业和商业，农民的收入与分配，教育、卫生、邮政电信及有线广播，村级组织机构和村干部，家庭、婚姻、计划生育与村民生活，民俗”【34】。

（四）集合型村志则由区县志地方志编委会编著

秦皇岛市《海港区村镇志》则由秦皇岛市海港区地方志编委会编著。上海市《浦东新区村史》则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共同编著。上海市闵行区《浦江村宅》则由浦江镇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笔者认为：为确保村志的质量，村志理应有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发起成立村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聘请村内本乡本土熟悉村情的有知识的文化人编写，有条件的可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其最佳组合应是“以农民为修志主体，专家指导、参与编纂而成的村志”【35】。“浙江江山《白沙村志》（1991年版）和第二部《白沙村志》的主编都是著有《方志语言学》等著作的专家毛东武先生”【36】。

当然乡村文化学者独立编著的村志亦是一种保证村志质量的范式。闵行区莘庄镇东吴村《褚家塘志》的编撰者褚半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主编《上海县教育志》，参编《上海县志》并撰写其中的“《褚家塘社会情况调查表》”【37】，积累了丰富的志书编纂实践，因而《褚家塘志》编撰既规范又有创意。同时褚先生是褚家塘人，在村主任期生活近70年，亲自体验、目睹了这一历史变迁——由农村到城区的全过程，本村人记本村事，对于村情一目了然，又具有学者的研究水平。平时注重对褚家塘的资料积累“生产队资料虽然缺乏，我仍到处寻找，正式的收集工作前后达三年之久”【38】。褚半农先生编撰《褚家塘志》的编撰实践、学术研究、资料收集、考证史实等值得当代志人学习，唯有如此，才能编纂出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自然村层面资料性文献！

集合型村志理应由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修。秦皇岛市《海港区村镇志》、上海市《浦东新区村史》、《浦江村宅》则属此列。

九、地方志部门对于村志编修应是介入但不干预

地方志部门与村志编修之间村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

张军先生认为：“依《条例》精神，对编纂镇志、村志要区别对待，镇是一级政府组织，镇志编纂要受到地方志机构监督管理；村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志编纂也要受到地方志机构指导……既然属于‘官修’的信史，就不同于个人的自由著述，也决定了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和规范，排除其它组织和个人著述，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39】。

魏桥先生早在村志还是“神舟大地的新鲜事”时，就提出地方志部门要关注、介入但不干预村志的编纂。如今，他仍然对这个问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2013年初出版的《诸葛村志•序》中说：“既然是修志，当然要保持志体，力求志书的规范化，可是如果规范化编成简单化，采用村志照套乡镇志，乡镇志照套县市志，小志套大志，形成千志一面则并非成功之举。……修志的领导部门应该尊重基层修志的自主权和创新权”【40】，使入志内容、史料和编纂理念、方法既符合志体又具有村民自己的原则【41】。

笔者以为，地方志部门“介入但不干预”村志的编修，应该更切合实际，更利于呵护新编村志的原生态品质与独特魅力。

十、村志编纂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首轮村志种类偏少，内部与正式出版的尚属不多

第二轮修志以来“乡镇、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余部”【42】。但从总体上考察村志的编修面不广，村志与众多行政村所占不成比例，方志机构和方志工作者如何使得各界人士认识到，保护村落文化空间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村庄文化得到保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二）早期已出版的村志有面临流失的危险

上海市闵行区《华一村志》自2003年12月出版面世至今已逾10年，其志当时印刷5000册，至今已无处寻觅。所以收藏保管使村志流传应是修志部门关注的事项之一。

（三）选用历史文献资料尚有缺失

史、志类资料性文献的编纂者应牢牢记住，为今人、后人提供翔实丰富与准确无误的资料是方志学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应严考证，以科学严谨的史学精神将其贯穿于村志编纂全过程，是当代志人志德之体现！

（四）在村志质量上,也存在粗制滥造、体例不当、内容失真、宗族倾向明显等问题

这些问题，多是由于村志编纂人员没有经过系统地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解所致。这就需要区县以上方志机构，对已经和即将编修村志的地方，在村志编修规划、提供学习资料、培训人员、制定篇目、工作方法、搜集资料途径、记述重点、撰稿技巧、体例规范、疑难问题处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和服务。

注释：

【1】王孝俭：《九星村志•编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2】《中国新方志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543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4】《陇西志》，文汇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5】《新桥村志》，学林出版社，2009年7月版

【6】《浦江村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7】《井亭村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8】《褚家塘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9】《九星村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10】来新夏：苏州《友新六村志•序言》，《江苏地方志》2008年第2期

【11】分别为：《贵州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方志工作规定》、《海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广东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江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北京市〈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河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吉林省地方志工作条例》、《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湖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云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河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上海市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浙江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共24部地方法规。

【12】《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13】《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14】《清河村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水南村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4月版

【16】《小李庄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7】夏侯炳：《论索引在地方志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西科技志通讯》，2010年第4期

【18】孙继民《村志价值与定位——〈渔津洼村志〉读后感》，《河北地方志》2003年第4期

【19】《华一村志》第35～69页

【20】《华一村志》第118～119页

【21】刘其奎：《喜读〈九星村志〉感言》，《上海地方志》，2014年第3期

【22】《华一村志》第221—226页

【23】《井亭村志•后记》

【24】《新桥村志•后记》

【25】《白沙村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6】潘金平：《浦江村宅•序》

【27】《海港区村镇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2月版

【28】杨秀兰：《一部村镇志的精彩之笔——评〈海港区村镇志〉》，《河北地方志》，2013年第3期

【29】《浦东新区村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30】沈永清：《关于新村史（志）编纂的几点思考——兼读上海市〈浦东新区村史〉》，《宁夏史志》2014年第2期

【31】《白沙村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

【32】蒋凡：《褚家塘志•序》

【33】蒋凡：《褚家塘志•序》

【34】任丽英：《读7部村志引起的几点思考》，《第

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两岸四地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第409页，2013年10月内版

【35】颜越虎：《白沙村志•序》，《浙江方志》2012年第6期

【36】张勤：《在村民、学者与地方志机构之间的地方志书写——对村志编研现状的不完全考察》，《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两岸四地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第387页，2013年10月内版

【37】《上海县志》第1115～1119页

【38】《褚家塘志•后记》

【39】张军：《再论依法修志》，《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9月版

【40】魏桥：《诸葛村志•序》，《诸葛村志》编委会编，西冷印社出版社，2013年1月版

【41】参阅张勤：《在村民、学者与地方志机构之间的地方志书写——对村志编研现状的不完全考察》，《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两岸四地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第401页，2013年10月内版

【42】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14年4月19日）》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