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笔者根据史料记载，撰写了《中共绥远省委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开辟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以示对建党95周年的纪念。

1938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加强绥远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绥远省委。省委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李井泉带领的120师的715团（到大青山后叫李支队），另一部分是由白如冰带领的原绥蒙工委的部分同志。党中央决定省委由白如冰、武新宇、刘瑞森、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组成。1938年冬季，李井泉带领715团和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改编成的四支队从晋西北挺进大青山。原住伊克昭盟的绥蒙工委的部分干部在白如冰带领下，于1939年1月从伊盟出发，经陕北神木、府谷到晋西北，又经左云、右玉、岱海滩，克服敌人的尾追堵截，历时两个多月，于1939年3月到达大青山，与李支队会合，从此绥远省委正式进驻大青山，开始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开辟发展工作。

一、调整部队结构，发展抗日武装

715团从晋西北动身时全部是步兵，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发展斗争中逐步感到步兵不适应斗争形势的要求。因日伪军是汽车等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国民党的部队也都是骑兵。同时斗争区域辽阔，东到兴和，西临包头，南到清水河、托克托等县，北至陶林、武川、四子王旗、固阳。地形也很特殊，当地人讲“远看是大山，近走如平川，骑马一蹦子，人走得半天”。为了适应大青山地理环境和对日作战的要求，李支队把部分步兵改编为骑兵，叫骑兵支队。骑兵支队成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既要担负作战任务，又要负责省、地党群机关的警卫工作，两头忙碌，互相影响。为了使骑兵支队集中力量作战，省委会同李支队又新组建了个二支队。这支部队主要做省委、行署、地委和专署及县委、县政府的警卫工作，有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解决了作战与警卫工作之间的矛盾。为了扩大地方武装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省委组建了蒙民游击队。由高凤英（蒙古族）担任队长。蒙民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这支队伍活动在归绥、武川和陶林一带，使广大蒙民看到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鼓舞了蒙民群众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除了组建蒙民游击队外，省委还在一些地方组织了“武工队”，武工队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有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时单独活动，经常给敌人制造麻烦。这些武工队，在思想和作战等方面成熟了，就推荐到二支队或输送到主力部队中来，成为了发展抗日武装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权

在省委进入大青山之前，就有一批党员在这里工作，如杨植霖、武达平、李维中、刘洪雄和蒙古族干部奎璧、贾力更、高凤英等。他们在八路军未上大青山前，都做了不少工作，为省委开赴大青山创造了有利条件。杨植霖还创建了一支游击队，抗击日寇。因此，这里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省委进驻大青山后就注意着手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先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并成立了地方政权。省级政权的前身是绥远抗战动员委员会，由武新宇任动委会主任，王廷弼任副主任。1940年春，反顽固斗争后，经党中央和贺龙、关向应批准，动委会改为行政公署。

在党组织政权建设中，省委注意充分发挥原在大青山工作的当地干部的作用。这些同志有的长期在这里工作，有的土生土长，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与各阶层的联系也比较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离不开他们，建党、建政、组织武装也离不开他们。因此，在党组织和政权中，他们大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绥西地委书记兼专员就是杨植霖同志，后来杨当了行署主任后，由李维中同志接任了他的职务。绥西地委机关常驻万家沟、大南沟、德胜沟、井儿沟，管辖的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西部，固阳的一部分，以及萨县、托克托县等地。绥中地委书记兼专员是武达平同志，后来贾长命同志任地委书记后，武任专员。武达平同志去延安学习后，由杨叶彭同志任专员。他们的工作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东部，陶林、四子王旗等地。绥东地委书记是白成铭同志，专员是程仲一同志。地委驻蛮汗山，管辖的范围是凉城、集宁、兴和等地。绥东、绥中、绥西地委、专署建立后不久，又成立了绥南地委和专署。地委书记是崔岩同志，专员是杨国兴同志。管辖的范围是清水河、和林格尔和归绥南部。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开展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省委还建立了中共土默特旗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蒙古民族工作。土默特旗工作委员会相当于地委级，负责人是奎璧、贾力更、张禄同志，还有勇夫、赵诚、李森等同志也在土旗工委领导下工作。工委活动范围主要是土默特旗，有时亦到包头等地活动。他们多是利用民族、亲戚、同学、朋友关系，做蒙古族中的统战工作、伪蒙军工作、群众工作，同时发展蒙民抗日组织。

三、向延安输送青年，为地区培养干部

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党的干部越来越不够用，尤其是蒙古族干部更为缺少。另外，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寇和伪蒙政权与我党争夺青年的斗争也日趋尖锐，日伪政权欺骗青年，有的被他们送往日本东京和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培训”。国民党也引诱青年，有的被送往后套“受训”。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必须以更大的力量争取青年参加革命。但由于游击根据地没有办学条件，集中办训练班培养大批青年有困难，于是省委只能采取往延安输送青年，学习一个时期再回来工作的办法培养干部。省委在选拔蒙、汉青年到延安学习时，不过分强调阶级成份，不论蒙古族、回族和汉族，只要有抗日思想，愿意到延安学习，就选派。这样，有不少上层人物的子弟也去了延安。这样做的结果，既培养了我党的干部，又发展了统战工作。由于上层人物的子女参加了我党的工作，他们与我党的关系自然拉近了，有什么情况和变化，他们就给我党武装通风报信，为我们做了好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当时输送到延安去的青年有八、九十人，蒙古族青年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如建国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就是当时输送到延安去的蒙古族青年。

四、采取各种方式，分化瓦解敌军

当时在大青山驻有伪蒙军和傅作义的自卫军及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在这些部队中有的和我们有联系，我党就积极地争取他们为我们工作。有的在他们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我党就利用矛盾做工作；有的顽固反共，我党就揭露批判。我党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注意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伪军工作，取得对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如当时在毕克齐和察素齐一带住着伪军防共第二师，师长叫韩五，该师许多官兵是绥远和土默特旗人。我们这边有他们的同乡、同学、亲戚、朋友，通过这些关系做伪军官兵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敌人要“扫荡”，他们就给我军送信；我军缺衣少药，他们就设法帮助解决，我们的伤病员也可在他们那里治疗；老百姓给我们部队送粮食，他们也不阻挠；有时我们的同志化装出山，他们还给开护照。二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顽固派。如傅作义自卫军司令叫张钦、副司令叫于存灏、参谋长是鄂友三。鄂是蒋介石派去的嫡系，用以监视张、于等人的行动。鄂友三很坏，是个顽固的反共份子。张、于虽有反共一面，但他们处于被监视的地位，对鄂深怀不满，他俩也有抗日的要求，特别是他们的大多数部下都是当地人，与社会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这种情况，省委主要领导白如冰、李井泉就亲自到他们的司令部，采取“拉于打鄂”、争取多数的办法来分化他们，效果虽不明显，但没有起到坏作用。他们的第12团团长叫王德保就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常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三是深入伪蒙军内部掌握军情动向，为我所用。在伪蒙军中，德王、李守信的部队很顽固，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很难进行。但伪蒙军第16师第18团团长李秀山，经过工作和我们的关系不错，我们就派李才、勇夫等同志到该团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样及时地了解了不少日伪军的情况。

五、选派得力干部，开展隐蔽工作

为使党的工作能在各方面扎根，使党的工作在敌占区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和更好地开展，省委挑选了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做隐蔽工作。他们化妆成商人、医生、农民或神职人员等，深入城市、农村、教堂等地，采取交朋友、拉关系、做买卖等办法，了解社情、军情、民情，发展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省委就曾派石国柱同志到武川乌兰花的窝儿兔沟的一个比利时教堂当神职人员，从中了解日寇和国民党的情况，因为这个教堂与日帝和国民党都有来往联系，从1940年派进去，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派绥西的刘启焕同志转入托克托县和萨县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派宁德清、刘伟同志到厚和（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去和在那儿的刘洪雄同志一起开展地下工作。他们组织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在学校、铁路、工厂、医院等单位做了许多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下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组织人员探路，开辟国际交通

1939年，党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在工作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辟一条从大青山到外蒙古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省委决定先派人对即将开辟的国际交通路线做些探索，然后根据探索的结果再向党中央正式报告。经了解，从大青山到外蒙古乌兰巴托必须经过蒙民聚居地区——四子王旗，由于这一地区原来的工作基础差，政治情况和风俗习惯不清楚，所以要探索这条交通路线就需先定带路人。经了解，我们熟悉的大青山地区群众中没有去过乌兰巴托的，只有少数过去由内蒙古到外蒙库伦一带经商的人才去过。但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大都不甚了解，随意找个人带路有很大危险。经多方了解，多次的酝酿选中了一个去过外蒙古的人，叫段占元。此人首先是政治比较可靠，会讲蒙语，对外蒙古地形比较熟悉，懂得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会骑马。经过与他谈话，同意为我们带路。向导确定了，党内还必须要派一名政治上坚强、头脑清醒、在关键时刻敢于牺牲自己的同志前往探索。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由赵光同志去完成这一任务。赵光同志原名郝登鸿，当时担任中共归武边区工委书记，外人都称他是八路军的赵副官。他是陕北横山县人，靠近伊克昭盟乌审旗，因此会讲蒙语，亦懂蒙古族风俗习惯，中学文化程度，政治可靠，头脑灵活。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也很恶劣，赵光和段占元走到外蒙古边界处被扣，并当作“敌特”送往乌兰巴托，又转到莫斯科第三国际。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任弼时同志1940年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向中共绥远省委打听，是否派过一个叫赵光的人到外蒙探路，绥远省委答复：有，已去多时，没有消息。任弼时同志将此事报告了第三国际，将赵光同志释放回来了。通过这次试探，了解到开辟大青山到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是可行的，省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决定这条路线由李春田同志负责，杨保山同志参加，仍由段占元带路，多次往返于这条国际交通线。

（作者单位：内蒙古军区军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