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至两汉时期（30万年前至220年）

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遗址，是3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遗骨——河套人，距今有2万多年。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扎赉诺尔发现过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类遗址。

商、周时期，内蒙古地区居住过鬼方、工方等部族，之后又栖息过东胡部族。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是燕、赵的范围。秦统一全国后，曾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以阴山为屏障修长城数千里，以黄河为塞，筑44座县城。

西汉时期有两次向今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地移民：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朔方即今包头市以西的河套灌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70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新秦中包括今伊克昭盟与呼和浩特市南部）。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与内蒙古有关郡县的户口数

郡县人口，主要是汉族，当时生活在今内蒙古地区的还有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大都分布在阴山北、大兴安岭西，不受郡县管辖；主要以游牧为生，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故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调查的数字，不包括当时在内蒙古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人口。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内蒙古地区除100万汉族人口外，还有70余万北方少数民族人口。

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内蒙古地区总人口

西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的高峰是在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这以后人口又逐年减少，至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郡县汉族人口减少幅度达80%以上。这一方面与民族间的迁移进出有关，而更主要是周期性的寒冷、干旱自然变化原因。西汉时期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移民，他们开荒种地，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无法抗御长期垦殖后的土地退化、沙化。根据气候学的研究，平均每二三百年，中国的北方就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寒冷、干旱，平均温度降低1℃～２℃，等于气候同温纬度难移二三百公里，这是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两汉时期内蒙古某些郡人口比较

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比西汉时要减少80%以上，同时期匈奴人口也大量西迁或南下，当时内蒙古地区主要居住着乌桓与鲜卑。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220—907年）

东汉末年，西河、五原及朔方等地的南匈奴陆续向东南移动，也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迁，寒冷干旱草场退化等原因，多半在今山西省境内的并州中部汾河流域停居下来。西晋时期，塞外匈奴南迁，凡19种，约30多万人，一部分散居在今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铁弗匈奴于4世纪80年代来到朔方（今伊克昭盟南），他的首领赫连勃勃在义熙元年（405年）建国大夏，筑统万城（今乌审旗）为都。今伊克昭盟、河套均为其管辖。大夏陆续从陕西等地迁2.3万家，约11万人于大城地区（今杭锦旗）。筑统万城时，“发岭北（基本上是河套、鄂尔多斯和陕北）夷夏10万人”。匈奴大夏国能一次出民工10万，据此推算其总人口应有40万～50万人。

鲜卑族发源于大鲜卑山（今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相传经13代约300年，陆续迁入“匈奴故地”即河套阴山地区。迁移中不断融合其他民族，人口增加。先后在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大同）建都，最强盛时有“控弦之士40万”。神麚二年（429年），北魏伐柔然，其“归降30余万”“列置新民于漠南”。其中大部分在漠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期，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敕勒等族在内蒙古地区活动，其中一部分逐鹿中原，世称“五胡乱华”。史书对他们的人口数量只有笼统的提法，但估算当时内蒙古地区各族人口也有100万左右。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天宝元年（742年）有一次官方的人口调查，由其结果可推算出内蒙古郡县常住人口（主要是汉族）约11.3万，基本上分布在今鄂尔多斯、河套和土默川3地。唐朝用“坊村邻里户籍法”，严格调查人口，并3年造籍一次，因此其郡县常住户口比较准确。唐朝对内蒙古地区分布有其他北方民族，因为他们不归郡县管辖，因此缺少具体数字，但也可以从史料中推算出大致的概况。

唐天宝初，后突厥汗国管辖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其最盛时期，控弦40万，近200万人，其人口密度越往南越大，估计有40万人在内蒙古地区。今呼伦贝尔等地为室韦占据，唐朝时有室韦23部，其中12部在内蒙古地区，约5万人；驻牧在今锡林郭勒盟等地的霫族，据《旧唐书·霫传》记载该部有4万户，据考证实际应是1万户，5万人。奚人至少有50万人，其中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约有20万人。契丹族分布在今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其人口约60万人。

唐天宝元年（742年）内蒙古人口总数

三、辽金元时期（907—1368年）

公元907年，契丹族崛起于内蒙古东部地区，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设首都上京（今巴林左旗）。辽国的范围东起今呼伦贝尔地区西至鄂尔多斯，还包括东北、华北的大部分，其中内蒙古地区是辽国上京道、中京道、西京道管辖。辽代国势强盛，民族杂居，其中内蒙古地区人口超过西汉，达到200万人。

辽统和十八年（1000年）内蒙古人口

蒙古汪古部驻牧在大青山北有10万人，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塔塔儿部有17万人，栖息在今通辽地区的蒙古亦乞列思部有5万人；还有契丹、女真等族被蒙古征服后，也被同化融合到蒙古族中。元代时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有近百万人。

元代内蒙古地区更多的是州县管辖下的汉族人口。内蒙古地区分别由中书省和辽阳、陕西、甘肃3个行省管辖。已发现的元代古城有24座，西起额济纳旗的亦集乃古城，东至克什克腾旗的应昌古城。其中最著名的是正蓝旗的上都古城，是元朝的陪都，有10万人。此外散居在云州、朔州的有70万人，大同路有30万人，总计在百万人以上。

四、明中期至清末（1468—1912年）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被推翻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退到漠北，随之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此期间，明与蒙古族发生数次大战，而更长时期的是蒙古三部之间的混战，当时的内蒙古地区是战争的拉锯地带，经济破坏，人口损失。元朝时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全在战争中烧毁废弃，汉族人口也南迁中原，漠南成了荒芜的空虚地区。

明成化十三年（1480年），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不断掠夺人口，以增加劳动力。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脱脱不花侵犯辽东、广宁，掠13 000人。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年），脱脱不花攻海西女真，俘获4万～5万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在十卫38州杀掠人口20余万。嘉靖29年（1550年），又从北京郊外掠人口2万余人。被俘掠者大部分作为家内奴隶，搞家务劳动或牧业生产。如鄂尔多斯部，“每帐家小不下四五人，掠去人口反有五六人”。鄂尔多斯使者说：“如主人（蒙古人）出征应役，丢下老婆孩子在账房，只靠汉儿人（指被掠的奴隶）使唤。今汉人奴隶听见和了，决然都要回去……我们自家看牛看马，门也不敢出了。”16世纪中期，鄂尔多斯部蒙古族有1万户，5万人，被奴役的汉族也有5万人。

除被俘掠来的汉人家奴，还有大批在内地破产失去土地的汉族农民，以及被官府迫害的逃亡者，他们自发来到内蒙古地区投靠蒙古贵族开荒种地谋生。“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避罪”而陆续来到内蒙古，特别是与中原接壤的土默川地区，这里荒地很多，每年只向蒙古贵族交纳“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扰”。蒙古贵族也需要汉族农民为他们种地收粮，补充牧业经济的不足。明万历十一年（1582年），仅丰州一地就有10万汉人。这里开田万顷，村连数百。除丰州土默特地区外，汉族农民还跨长城去蒙古乃蛮部（今乌兰察布盟东部）和兀良哈部（今赤峰市南部）地方投靠当地贵族种地谋生。16世纪中期以后，内蒙古地区形成几支强大势力的人口群。

以阿拉坦汗为首的土默特部势力最大，控制今伊、巴、锡、乌、阿五盟和呼包二市。他们拥有骑兵10.8万，人口约54万，土默川和鄂尔多斯有汉人15万。其余地区的蒙汉人口按1∶1计算，则还有汉人45.5万人，土默特部控制的汉族共约60.5万人。于是这部分蒙汉人口合计为114.5万。

兀良哈部也是一支强大的势力，明初时曾出兵帮助过明成祖，因此明皇帝允许他们在辽河流域驻牧。这支蒙古部人口也有线索可寻，明成化元年（1465年），鞑靼诱兀良哈“九万骑”入辽河。这是两个部的联合势力，其中兀良哈部占4万骑，其人口应有20万人，有一半在今辽宁省，内蒙古地区有10万人，还有汉人5万。

以成吉思汗嫡系小王子为首的土蛮部即察哈尔部，是又一支强大的势力。该部原驻牧在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东部。阿拉坦汗兴起后，对他们的威胁日益严重，于是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东迁至兴安岭东，西拉木伦河流域。当时察哈尔部兵不足10万，人口40余万，之后人口发展到45万，此外还有随从的汉人5万。

明隆庆万历间（1570—1592年）内蒙古人口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统一全国，取代明朝。从此蒙古各部被分封在固定的盟旗范围内，旗下每150户为1佐（苏木）。《乾隆大清会典》记载，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内蒙古各旗共有1485个佐。郭尔罗斯前旗、后旗，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右旗，杜尔伯特旗和喀喇沁左旗等6个旗现不属于内蒙古，该6个旗共有299个佐。按现在内蒙古范围有佐1186个，属于佐领编户177 900户，以每户平均4.68人算，共有编民832 572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内蒙古各盟佐领和户口数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时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总人口为1 042 470人，除去已划归东北三省的6个旗外，实际人口为832 572人。

上表数字并不是当地蒙古族总人口，不包括不负担兵役、徭役的喇嘛、黑徒（家奴）、鳏、寡、孤、独等。清朝时喇嘛教盛行，最多时每个蒙古族家庭有两男丁者抽一个当喇嘛。在内蒙古的47个旗中，每旗有召庙多者10多座至20多座，全内蒙古有召庙900多座。清末时内蒙古的上层喇嘛及喇嘛有12.8万余人。乾隆年间的喇嘛，与清末差不多。再加上黑徒、鳏、寡、孤、独等也有4万～5万人。此外，还有呼伦贝尔八旗是朝廷直接管辖的，有4769户，29 713人。这样内蒙古各盟旗相加，共有蒙古族人口达103万人。

依黄教的教规，喇嘛不能娶妻成家，因此家庭减少，导致人口下降。清朝时在蒙古族中抽兵较多，有的在外阵亡，有的长年驻防在外不再回内蒙古，如驻防全国各大城市的蒙古八旗，被抽调去新疆的察哈尔八旗。在清朝的二百多年中，内蒙古蒙古族人口是在下降。

在明中期时内蒙古地区已有汉族70多万人，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他们大部分又迁回内地，清初，为实行蒙汉“分而治之”的政策，曾禁止汉人到蒙古地区谋生，这种禁令正说明汉族人口迁往内蒙古的事实。另外内蒙古各旗也需要汉族劳动者前往恢复生产，因此实际上是禁不住的。

土默特旗原有佐领60个，经战争，仅剩30个，严重缺乏劳动力。为此大规模招收外来人口，甚至不分民族和出身。许多汉人流徙到这里，被编制在佐领中。清朝时内蒙古大兴土木，建起了上千座召庙，贵族们又大修王府和衙门，这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中原的汉族泥瓦匠、木匠、石匠和雕塑画师纷纷出塞受聘。清朝的许多公主下嫁蒙古王公，也带来大批汉族的农民、工匠、侍从为陪嫁，安居在各旗。

更大量的是自发流入内蒙古开荒种地的农民。由于封建剥削和天灾，华北地区很多破产农民不顾政府的禁令而成群结队“走西口”（出和林格尔县杀虎口来到土默特和河套）或“闯关东”（出古北口和山海关）来到赤峰、通辽地区。先是春来秋归，谓之“雁行”客户，后来便携家属定居下来。清中期后，在河套、鄂尔多斯、察哈尔南部、赤峰、通辽等地都出现汉族聚居的村落。后来统治者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因为经过所谓康、雍、乾“三朝盛世”后，内地人口大量增长，伴之而来的是贫苦农民失去土地破产，“借地养民”正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于是开放边境，汉族农民大批流入内蒙古。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察哈尔右翼四旗有村屯513个，科左前旗有村屯29个。19世纪初，内蒙古的汉族人口就达100万，其中有文字记载的达40余万人。

19世纪初归化城六厅等四处汉族人口

清朝时内蒙古地区还居住有满族、回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来到内蒙古的满族，有些是清朝的官员，更大量是驻军。清朝时在绥远城设将军府，乾隆时有满族官兵2750名，连同其家属约万人以上。此外在呼伦贝尔都统府及各盟旗都有满族官员、士兵以及随公主下嫁的侍从。清朝时内蒙古共有满族约2万人。回族早在元代就来到内蒙古，乾隆平准噶尔部，曾从新疆迁回族数千来呼和浩特，后来繁衍分布到内蒙古各地。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生活在今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统称为索伦部。他们连同回族人口在内约10万人。

19世纪初内蒙古总人口为215万。

19世纪初内蒙古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