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与通史撰述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就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言的，要求将《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熔铸为一家之言。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就考察历史的视野而言的，要求将历史现象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其发展变化。因此，必须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探寻其发展变化之理。“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至于汉代历史，在司马迁看来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章学诚曾称赞《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义》卷5《申郑》），从历史撰述范围和文献采撰两方面，肯定司马迁奠定了通史规模。此后，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多致力于通史撰述，形成了“通史家风”。杜佑旨在“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撰写了典章制度通史《通典》。马端临认为“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应以“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方法，推寻出“其变通张弛之故”，在杜佑的基础上撰写了《文献通考》。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决心汇天下书为一书，撰写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当代学者考察中国古代通史传统时，曾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将“通古今之变”视为通史精神（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通古今之变”情怀的史家，才会致力于通史撰述。

20世纪，史家将“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发展为在历史的沿革流变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也主张撰写通史。在他们看来，通史能够显示社会进化发展原理，激励国民爱国情感，而断代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章太炎指出：“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之衡甚至将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等同于帝王之家谱，“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认为以一朝为一史是帝王家谱，非国民运动之史，“《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不少史家将撰写一部理想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追求。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通史，到白寿彝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史家撰写了一百多部中国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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