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断代史是历史撰述的两种主要形式，而有关通史与断代史认识之分歧，由来已久。在汉代，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撰写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叙述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之时的中国历史。班固不赞成《史记》有关汉代历史的处置，在他看来，“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司马迁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班固所撰《汉书》断汉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以彰显汉代“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后汉书》卷40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祠  资料图片

此后，学者或重通史编纂或主张断代为史，莫衷一是，马班优劣，聚讼纷纭。刘知幾推崇断代史，反对通史，指责通史“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郑樵则主张通史，抨击断代史。其表彰司马迁深谙“会通之旨”，能“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指责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遂使“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时，对扬班抑马的史家提出批评。“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章学诚倡导撰述通史，一方面通过对郑樵所提出的“通史之义”的阐发，提炼出“通史家风”这一概念。另一方面针对刘知幾所谓通史类史书“事罕异文，语饶重出”之说，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贵在于“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并提出通史编纂有六便二长（《文史通义》卷4《释通》）。综观学者有关通史、断代史的论争，不难发现，这种论辩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与考察历史视野的差别。旨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着眼于会通，因而主张撰写通史；属意于“包举一代”的史家，重在综一代之兴废，故要求断代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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