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戏

把戏在包头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它除了与《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戏”的杂技、花招两个义项意义重叠外，还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意思。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既可单独成词以表义，又可以作为语素，在与名词相搭配时，起到特殊的语法和语义作用。

首先，把戏可以形容离奇古怪的动作。如人们看见小孩子爬坐翻滚地淘气，就会问：你耍甚把戏嘞？

二是用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如：不知道他手里头拿的个甚把戏啦。

三是表示对杂乱物体的列举。如“家里头罐罐把戏地摆下一滩。”即指在屋子里摆满了罐子一类的东西。把戏在这里只是个构词语素，但却极具语法作用，而且它的构词能力极强，可以跟众多名词搭配，从而产生新的词语，并且来表达普通话“等等”、“之类”的意思。如凳子把戏、筷子把戏、韭菜把戏等。这种“名词＋把戏”的构词方式有时候也并不是很牢固，它中间还可以添个“呀”字，使用起来意思不仅不变，并且表示列举的意义更为明显。如：开了三年诊所，家里头尽是瓶瓶呀把戏的。又如：地里头葱呀把戏的种得满满儿的。

那么把戏为什么会具有上述、尤其是第三条例出的意义呢？这就必须从把戏的本义上来说明。

考查把戏的语源可以知道，其实普通话和方言中地把戏并不是一个本源词，它是由“百戏”转音而来的记音词。      

百戏为古代一切乐舞杂技的总称，其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安帝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宋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百戏》也说：“《汉元帝纂要》曰：‘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说明早在汉代，杂技已有百戏之称了。

古代百戏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到宋朝时，各种杂技艺术尤为发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跳弄、跳索、相扑、板鼓小唱、斗鸡、说浑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如此罗列，可见当时百戏名目之多。

由于百字的入声发音与把字读音极为相似，所以在宋元时期，百戏在字面上就渐渐变成了把戏。例如，同是元曲，高文秀《襄阳会》第一折曰：“我又没有，他又不济。我打的筋斗，他调的百戏。”无名氏《隔江斗智》第二折诗云：“我做将军惯对垒，又调百戏又调鬼。”而杨立斋《哨遍·套曲》则是：“更那碗清茶罢，听俺几会把戏也不村呵。”马致远《黄粱梦》第一折：“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高竿上调把戏一般，性命不保。”虽然表示的意思一样，但文字已写成两种了。此外，石君宝《紫云庭》第三折：“欲将这把戏都参破。”以及《元史》：“祥和署掌杂把戏。”等，都说明百戏在元代已经大量地讹写成把戏了。

所以到明清时代，说道杂技时，就大多以讹传讹，沿用而称之为把戏。如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所扮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杂耍把戏等项。”清李渔《闲情偶寄》：“如做把戏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       

因为杂技动作难度大而新奇，所以方言称一些奇怪而少见的动作为耍把戏；又因为魔术或戏法总是蒙起来进行，人们一时难以知道其中的名堂，所以在方言中，就用把戏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同时，因为把戏的种类繁多，不能一一举例，从而使把戏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在方言中就产生了表示列举的特殊意义。包头方言（包括内蒙部分地区方言）中把戏的这个意义是极具个性的，它几乎可以成为区别普通话和方言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在列举事物时说出“名词＋把戏”，那么不管他的发音是多么的标准，单凭这一点，你就完全能够判断出他的方言背景来，笔者于此，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公冶长

在文化落后的乡村，讲说民间故事，是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笔者就是在传说故事的教诲中渐渐懂事的。

幼时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个叫公冶长的人，能听懂鸟语。一天，他碰见一个哭着找儿子的老妈妈。就好心地让她到某地找，并说她儿子可能已经死了。老人果真在那里发现了儿子的尸体，便告到了官府。官府认为人是公冶长杀的，不然他不会知道尸体的所在。公冶长辩称自己懂鸟语，是听鸟们说的。官府认为纯粹是无稽之谈，把他关了起来，并说如果他能证明，就释放他。过了几天，有只喜鹊飞来向公冶长鸣叫。公冶长告诉官府，说喜鹊叫的是：“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了一只羊，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派人去看，果然是实，于是就释放了他。当时我对公冶长的神奇技能非常羡慕，但也认为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料后来读书，才知道公冶长是确有其人的，而且还是孔子的学生和女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再后来，发现儿少时听说的那个故事，竟然也是写在书里的。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曰：“冶长从卫还鲁，见老妪当道哭，问何为哭，云儿出未归。冶长曰：‘顷闻鸟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儿已死耶？’妪往视，得儿尸，告村干部。官曰：‘冶长不杀人，何由知儿尸？’遂囚冶长。且曰：‘汝言能通鸟语，试果验，裁放汝。’冶长在狱六十日，闻雀鸣而大笑。狱主问何笑，曰：‘鸟鸣啧啧唶唶’，白莲水边，有车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敛不尽，相呼往啄。’狱主往视果然，乃白村干部而释之。”公冶长复姓公冶，冶长是其简称，此犹司马相如简称为马相如、司马迁简称为马迁也。

不过关于公冶长能通鸟语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皇侃所说，不知何据。孔子称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看来公冶长确实曾蒙冤入狱。但冤系何冤，又如何出狱，均不见于史载。关于他的故事，是人们演绎的还是确有其事，更是不得而知了。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曰：“世传公冶长通鸟语，不见于书。惟沈佺期诗：‘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白乐天《鸟雀赠答诗》序：‘余非冶长，不能通其意。’似实有其事。”也在疑是之间。

古代或者真有听懂鸟语的人，因为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博物志》载管辂解鸟语、《史记》称秦仲知百鸟之音、《后汉书》言杨宣见群雀喧，而知前有覆车粟、《论衡》言杨翁伟听鸟兽之音、《敦煌实录》谓侯谨解鸟语，《隋书经籍志》更有《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足见古人对禽兽语言是很有研究的。惜乎其技艺今已不传，所以每当百鸟和唱，娇音婉转的时候，我们只能缅怀公冶长而慨叹不已了。

相  公

相公本来是对宰相的尊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为相公。”“相”是官衔，“公”是爵位，合而称之，则为相公。

称丞相为相公，大概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丞相称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谢灵运拟陈琳诗曰：‘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亦谓曹操也。”可见最初相公只是宰相的专称，没有别的意思。至如明徐渭《南词叙录》所说：“唐宋谓执政曰相公。”说明唐宋时期规范意义上的所谓相公，指的也是宰相。

但宋元时期有一种崇尚浮夸的风气，喜欢以毫不相干的官阶称呼一般人等，如称医生为郎中、大夫，称剃头匠为待诏，称土匪为太保，称财主为员外，其他如称店都知、茶博士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流俗普遍如此，竟然演为定式，人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此相公虽然贵为宰相之专称，也难免被泛用。举凡社会上层人物、知识分子，推而广之，甚而所有男子，都可以相公相称，渐渐的丧失了其特定的含义。

例如有妻子称丈夫者。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此孟光称梁鸿为相公；有称读书人者。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说虽极牵强，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也是称读书人为相公的；又有泛指官吏的。宋人著《道山清话》曰：“岭南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清翟灏《通俗编》也说：“今凡衣冠中人，皆僭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甚无谓也。”僭称者，非其实而冒称之也。

似此虽离原义已甚远，但仍属尊敬之词。及至清末民初，人们又称少年男伶旦角为相公。《清稗类钞·优伶·像姑》条说：“都人称雏伶为像姑，实即相公二字，或以其同于仕宦之称谓，故以像姑二字别之，望文知义，亦颇近理，而实非本字本音也。”所谓“望文知义”，是说男伶举手投足，绝类女性，“像姑”二字，刻画神似。所以“相公”在当时也是男色的亵称，旧京曾有“相公堂子”，就是男妓集中的地方。

虽然相公事涉典章制度，不为乡人所知，但受传统戏剧中普遍存在的相公称谓的影响，包头方言区的人们对相公还是或多或少有点认识的。包头市郊区后营子乡有村名二相公窑子，据《内蒙古地名志·包头卷》，说是早年有一个排行第二的读书人在该地居住，故而得名。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地是把读书人称作相公的。此外在打麻将的时候，多下牌或者少下牌，包头方言皆称之为相公。这种用法实在是非常特殊，揣摩其义，大概是说牌数不伦不类，最终不能成和，与“像姑”的不男不女相仿佛，所以才比类相称的吧。是否如此，因为词语的产生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只能录而存疑，以待识者了。

安  顿

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都有“安顿”这个词，但因为方言口语的灵活性更容易使词义得到引申和发展，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具有与普通话不同的特殊含义。

安顿是个古白话词，它在包头方言中的一些义项完全是继承而来的。如宋王千秋《解佩令·木犀》：“开时无奈，风斜雨细，坏得来零零碎碎。着意收拾，安顿在胆瓶儿里。”又如元无名氏《盆儿鬼》第二折：“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干，再将他死魂儿安顿的妥，这便是你消灾灭罪真功课。”其义为放置。包头方言有此义，如说：怕打的东西另安顿在个地方上。又如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哪安顿嘞？等等。

因为安顿物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安顿”，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语气上多少还有“安置妥当”的意味，如说：这个事情真麻烦了，闹整了一个来月这才安顿了。由于这一意义还处在进化形成期，所以多数情况下后面会加“好”、“住”等补充词，以使其表达的意义更为明确。如说：娃娃哭得闹不住，等我把他安顿好了再走。

在这一意义上继续引申，安顿就产生了妥当的意思，不过在形式上变成了“安安顿顿”。如说：事情安安顿顿地该做的都做好了。其义等同于妥妥当当。

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有一个更为常用而特殊的引申义，就是叮咛、嘱咐，如说：我可安顿了你半天，你最后一句也没记住。长言之，则谓之前安后顿，义同于反复叮咛。这一意义在元代似乎就已有苗头了。如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一折：“我想来，人的黑眼珠子，见这白银子没有不要的。则除预先安顿下他，见人头与他一个银子，就都向着我了。”其中的安顿，王学奇、王静竹所著《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解释为收买，但联系上下文语感，也未尝不可解释成事前的叮嘱。

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载安顿的这一义项，大概是因为安顿与叮嘱或嘱咐比起来有点落伍吧。其实安顿的这种说法并不生僻，在许多现代汉语文学作品里都可以找到用例。如康濯《水滴石穿》第三章：“又再三安顿张德升和张三阳，让他回去一定动员他们村供销社主任张永德非参加不可。”又如束为《好人田木瓜》：“我早就安顿你，要找个可靠的人，你偏偏找了个泥菩萨。”再如浩然《艳阳天》第二十九章：“焦淑红一楞。妈妈每年都要犯一次心口疼的病，闹起来十分厉害。就安顿了马翠清几句，赶快跟爸爸回家了。”一个方言词，如果已经在全国很大的区域里普遍使用，那它就具备了普通话词语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顿的上述意思，也完全可以当做普通话词义来对待。

畔

畔是个古语词，本义指水边。《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汉郑玄笺曰：“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淇与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涯、岸皆为水边，故畔亦水边也。又《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其中的畔也是水边的意思。

之后，畔又引申出旁边的意思，其使用在唐宋诗词和元代戏曲中屡见。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江楼月》诗：“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宋周邦彦《满庭芳·夏景》词：“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四折：“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心不下。”等皆是。

作为旁边意义的畔在包头方言中常见使用，尤其是乡间方言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到了只说畔不说边的地步。如普通话的东边、西边，方言则是东畔、西畔；河边则谓之河畔。还有畔子的说法，如路畔子、地畔子、山畔子等，与畔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又有词曰席畔子，指的却是席子本身的边缘，而不是席子的旁边。于是畔又有了边缘的意义，构词如边边畔畔等。方言词语词义的引申和演变，就是这样从细微处慢慢地开始的。

畔在包头方言中的发音为bàn，与各种辞书标音的pàn声母不同。但考诸古籍，这个方言发音也不是凭空而来。如《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南边其形稍黑，北伴来者体黄。”又《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耳伴清宁倒零利。”其中的伴，就是畔的记音字，与包头方言发音完全相同。

                          （作者：包头市志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