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开始给故乡湖北省通城看县志稿，便以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干训班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室使我感受最深的严谨朴实作风为圭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的精神，仔细看，认真评，穷根究底，提出修改意见。截至2001 年，20年间，参加看评的区内外地方(史)志稿(书)共80部。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看(评)地方史志稿(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规范。还有在其它地方关于史志编写的讲话，都给了我有力的思想武装。如：　　

“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　　

“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　　

还有“对成绩写透，但不溢美；对缺点和失误，不回避、不掩饰”等，都是切中当代史志编纂中要害的。　　

又如l990年1月15日对上海市史志负责人讲的：“题词的风气不好，类似政治宣传品，打开一看就是这个，不严肃。”　　

“编纂各种专志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体裁繁简要大体一致，不能过分悬殊。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会显得杂乱无章。”　　

上面引的这些，都是审稿、评书中经常遇到的带普遍性的问题。　　

在20年的看稿评书中，像乔木同志指点的那几个问题，不胜枚举。现仅就他在上海指出的两点，举两个我在评审会上或在讲课时常举的例子：　　

第一，题词。有些地方志一直还讲究题词。有的甚至任意拔高题词人的地位，如把一个铁道学院的离休院长脚注为“铁道部顾问”。铁道部政治部人事部当即严正否认。在北京民族出版社、人民日报图书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国图书公司编辑印行的《蒙古志》没有题词，民国22年(1933年)绥远省政府编印的《绥远概况》，只有傅作义写的序，没有题词。但是这两部书内容翔实，文字精练，很有参考价值，我都是保存全书复印本，在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经济发展史》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社科学通览》等书时，都用上了。如当时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绥远概况》资料最翔实。另有一部卓宏谋编的《蒙古鉴》(民国24年即1935年出版)题词特多。题词者中既有苏尼特右旗的德王、乌兰察布盟的云王、东部的吴鹤龄等蒙古族上层人士，又有蒋介石、张学良、杨永泰、阎锡山、何应钦、冯玉祥、商震、于学忠等国民党党政军界要人。可是内容无可取材，我便只在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概况》时，复印了第二卷人文部分。那是因为曾经要我写风俗习惯。　　

第二，专志体裁繁简要大体一致。　　

1993年10月下旬，参加《包头市交通邮电志》（稿）评审会，针对志稿65万字，其中民航只有3020字；铁路、航运、公路、邮电都是章下分节，唯独民航章下无节。繁简悬殊太大，体例也不一致。我在发言中，便把这个问题列在5项修改意见中的第一位。市主管领导人在总结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名称许。　　

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中的铁路志、邮电志、土特产志、气象志；呼和浩特市志中的工业志、基本建设志、城市建设志；包头市志中的国防工业志、交通邮电志、财政税务志、城市建设志的评审会上发言，都是乔木同志指点过的。呼和浩特市志中这三部专志，交给我统编，做到篇幅缩短，重点突出。其中城市建设志稿给删掉了4／5，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中的铁路志，我参加两次志稿评审会，1992年5月在扬州举行的内蒙古铁路志第四次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志稿首次评审会，我根据乔木同志教导，作了整整半天发言，受到铁道部和沈阳铁路局等史志办公室领导人的称赞。呼和浩特铁路局志的志稿评审发言，也是一样。《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土特产志》主管部门同志听了我那题文要相符、档次不能乱、归属要得当、概念要明确、记事要准确、取材要恰当的评审意见，要求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把统稿任务交给了李绍钦、陈耳东和我。在我家切磋琢磨整整一个星期。可惜由于人事变更，稿成而没有出书。　　

各盟市邮电志的15次(有的盟市审两次)志稿评审会和一些旗水利志稿评审会，伊克昭盟各旗、市和包头市郊l旗1县3区以及区内外其它县旗的志稿评审意见，全都没有超出乔木同志几次讲话所指出的问题，一些企业史志稿也都是一样。万家寨水利枢纽史稿在2000年11月内蒙古电力部门委托内蒙古地方志学会、自治区国史学会主持召开自治区有关委、厅、院等参加的史稿评审会后，2001年10月，万家寨水利枢纽公司董事会给我电话，说稿已重写，请国史学会再邀1位专家到现场评审。我便邀水利专家陈耳东一道到万家寨看稿，5天完成。湖南省平江县志总述，给评议两遍，发来了奖状奖金。《通城县粮食志》稿，提出两次修改意见，出书时，列为“特约编审”。湖北省通城县志陆续收到我对20多卷志稿和《通城史志》刊物上有关史实修改意见，发来“特约编审”聘书，在统编时，县委办公室发来“顾问”聘函，由县志副总编辑邓耀良、编辑黎少杰专程来邀请回县看稿两个月。前后共给志稿提出修改意见717条，其中纠正记事讹错的401处，并给提供农民起义、抗日战争、五次“围剿”、李自成等史料5万多字。很可惜，对我所提的，他们没有认真考证，致使不少讹错留在志书。　　

在20年的看稿评书中，用工夫最多，提意见最多，受益也最多的，就是《通城县志》和《伊克昭盟志》。往往为了核实一个日期，一个部队番号，一个军官职衔，跑好多路，查好多史料。如通城第一次沦陷日期，省县书刊记载都不一致。在内蒙古和北京跑了3个图书馆，查了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党中央社电”，三者全是11月9日。报纸上还有9日、l0日两天战讯，日方战史记的是：“9日18时16分攻占通城。”这就充分证明省县所有书刊和《通城县志》记载的全部不对。同时对日军首次陷境的部队番号也查准了。又如陈长捷率部在伊克昭盟开垦牧场，引起民族矛盾尖锐化，爆发伊盟事变。陈的职衔，记载不一，直至得到《抗日战争大辞典》，又查了《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才确认陈为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而不是什么伊盟警备总司令，或伊盟警备司令。　　

《伊克昭盟志》是一部几百万字的宏篇巨制，分三次审稿，三次出版，全书6大册。在第一次审稿会的晚宴上，自治区政府分管地方志的副秘书长胡良发到我们席上来单独敬酒，肯定我的评审发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期刊主编诸葛计在第二次审稿会上，利用会余时间找我访谈，回去写了8000字的访谈录，标题是《态度水平俱如是，宁不受欢迎》，用纪苹笔名，在《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3期发表。盟志出版，前4本即l—4卷列为评审委员，5卷6卷便列为特约编审，编辑名单上也有我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我对志稿的修改意见提得比较多、比较细、比较准，他们全都采用了。　　

在书评方面，我完全同意浙江大学教授仓修良说的：“书评就是对一部书说长道短，两者结合起来才称得上评。”决不能像傅振伦那样的全国知名学者，不管志书内容，完全肯定。在这20年内，所写十几篇书评，都是说长道短。也就是坚持乔木同志的观点，“宁不受欢迎”。陕西省志办同志曾函托给《南郑县志》写篇书评，我写的《勇于创新，特色鲜明——读<南郑县志>》，第4个小题是“美中求全”，用全稿40％以上的篇幅，指明6项不够的。他们收入《南郑县志评论与编纂论文集》，全文刊登，并括注：“编者按：胡道源同志的意见正确。经查，‘南志’引用原始资料有误”。对待“说长道短”的书评，态度像这样好的实在太少见。内蒙古有部旗志请写书评，只用25％篇幅点出志书的不足，旗志办主任到我家看了稿，回去便来信说我的书评后面“吹毛求痴点滴”小题所写，评审志稿是好，作为书评不合适，建议删掉。我还是全文在《内蒙古地方志》1997年3期上发表，没接受他那说长不道短的意见。在这20年间，所写书评，只有故乡县志的书评在省里刊物上发表后，他们写了一篇理屈词穷、欲盖弥彰的答辩文章。所幸后来又把这一评一答编在全国各地一些知名人士的说长不道短的“书评”后面，出版一本“评论集”。不是史志界的人，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军离乡60年、远在绵阳退休的同乡赵世都，读了“评论集”，便给我这个陌生人写信，说我那篇书评，“不仅有史家的风度，笔墨，更重要的有史家的骨气。令人钦佩……”从此成了没见过面的朋友，书信不断。《中国地方志综览》邀请参编(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邀请一个人)，就是常务副主编郑正西见了这篇书评确定的。《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和《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的函邀入典，都是读了这篇书评的兄弟省市方志界人士推荐的。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方志办公室原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