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货币（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0年）

来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金融志（上卷）

内蒙古先秦时期的货币与中原地区一样，主要有货币起源暨夏、商、周时期的实物货币——天然海生贝、不同材质的仿制贝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如刀币、布币、圜钱和少量蚁鼻钱。同时，铸造货币使用的钱范（模）也有多次出土。在先秦时期，货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刀、布、蚁鼻钱、圜钱等铸币体系和钱币流通区域。

一、夏、商、周货币

虽然在内蒙古境内出土发现的天然海贝及各种仿制贝与中原和云南等地相比，其数量不算太多，分布区域除赤峰市之外也比较零散，而且这些贝还不能断定都是货币用贝。但是，贝确实具有货币属性。在最早的实物货币中，贝特别是天然小海贝较之布帛、牲畜、皮张、齿角、农具、金属块、珠玉以及盐巴、茶叶等五花八门的实物货币，具有质地坚固、轻小便携、整齐美观、易于计数等优势，从而占据了主要的货币地位。

内蒙古地区发现最早的天然海贝出土于赤峰市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其后直至东汉时期的各种贝在内蒙古地区各盟市都有或多或少地出土和发现，其中多数为天然海生贝，其次是仿制贝。

1.天然海生贝

 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呼盟陈巴尔虎旗东汉鲜卑古墓中出土105枚贝，其中85枚为天然小海贝，其余为仿制贝。同时，还发现300多件石质珠饰、蚌饰、小海螺等饰件。贝与其他饰件多出土于墓内死者头与颈部周围。出土的天然海贝背部磨平呈大穿孔状。

1979年，呼盟鄂温克旗出土7枚海贝，均为磨背穿孔贝。大者长3、宽2厘米，小者长1.7、宽1厘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和遗址中陆续有天然海生贝和仿制贝出土。仅赤峰市区、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等地博物馆即收藏有数十枚。在敖汉旗大甸子43座墓葬中共出土659枚海贝，皆磨去隆起面，呈穿孔贝，以储于墓内壁龛中与其他器物陈放一起者居多，少数为死者随身佩带。

赤峰市钱币学会有的会员经多年在西拉沐沦河流域实地考察，收集到不少出土贝。其中以海贝居多，年代跨度较大，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海贝均有发现。

乌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庙子沟、凉城县毛庆沟古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天然海贝出土，兴和县、四子王旗也有零星发现。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武川、和林格尔等县近年均有海贝出土。该市文物处于1987年文物普查时征集到1枚海贝。近年在武川县厂汗木台乡出土3枚贝。另外，该县境内还发现1枚打磨穿孔的海贝。1996年初，和林格尔县小南村农民取土时在一座古墓中一次发现约30枚海贝，出土时集中贮存于一容器内。

包头市也有海贝发现，无论是当地文博部门，还是钱币学会会员处都有海贝收藏。

伊克昭盟东胜市、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发现出土天然贝数十枚。

1992年，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在该旗拐子湖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天然海生贝5枚，均长约1.5至2厘米，其中4枚钻小孔，背磨去0.2至0.3毫米。

内蒙古各地文博部门（以东部区为多）收藏的萨满教巫师的袍服上也缝缀有数量较多的海贝。

2.各种仿制贝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仿制贝，主要有陶贝、蚌贝、玉贝、石贝、骨贝、铅贝和青铜贝等数种。其中有具体出土地点和出土地层的要数前述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文化墓葬中的发掘品。在阿盟额济纳旗也有集中发现。

蚌贝：呼盟陈巴尔虎旗东汉鲜卑古墓中出土20枚，系用蚌壳磨成，正面刻一道凹槽，背面呈平面。在大甸子40多座墓葬中，共发现蚌贝552枚，是用蚌壳磨成椭圆形片，于隆起的一面磨穿一条沟槽，以仿贝形，其在墓中的位置与前述同出海贝相同；另有面仿海贝，背光素，一种有孔，一种无孔。有孔者因粉化不知其纹样如何，无孔者有横齿纹，单向斜齿纹和对称形斜齿纹3种。此类贝均为手制，长2.4、宽1.8、厚0.4厘米，重2.4克。

陶贝：材质为夹砂红陶，烧制。长3.3、宽3.1、厚1.8厘米，重16.5克。正反面均有一凹槽，但无齿纹。

玉贝：分为大型、小型和有孔3类。

大型玉贝，长2.6、宽1.5、厚0.3厘米，重2.1克，中部有通槽，无齿纹，背光素。从个体大小来看，此类玉贝相当于两枚小玉贝。

大型绿松石玉贝，长2.9、宽2.6、厚0.6厘米，重7.5克。上、下两孔，孔径0.4厘米，仿海贝，但无凹槽、齿纹，与《玉器全集》所载西周玉币相同。

小型玉贝，长1.6、宽1.2、厚2厘米，重0.8克。面、背光素，惟贝之两端各作一缺口，以更似海贝。

有孔玉贝，4种型制。此类玉贝材质相同，且贝面均有贝槽，槽中均有透孔2个，而背部钻孔1至4个不等。2枚贝面有齿纹，2枚贝面无齿纹；2枚背钻孔，2枚背光素。此4种型制的玉贝分大小2种。

石贝：一种为透闪石，色呈鸡骨白。面仿海贝，有齿纹17对，背亦仿海贝，但加工有一长方形齿槽。此类贝仅发现1枚。长3.3、宽1.9、厚0.85厘米，重4.1克；一种为灰质岩石贝，还有一种为页岩石贝。后两种均仿海贝，背光素。但形壮大小和齿纹加工方向都有不同，齿纹有横向对齿、斜向对齿和单向斜齿之分。

骨贝：2种，一种为仿海贝的象骨贝，大小不等，共计17枚；一种为椭圆形鹿骨贝，大小共2枚。象骨贝大者长3.6、宽2.1、厚0.6厘米，重5克；小者长2.9、宽1.4、厚0.4厘米，重3.5克。此类骨贝色相极佳，呈奶黄色。贝面有凹槽和齿纹，数量4 至10对不等。齿纹方向也有横向、斜向之分，背光素。有规整的穿孔。鹿骨贝2种，大者长2.6、宽1.6、厚1.1厘米，重2.8克。中部有一长1.2、宽0.5厘米的椭圆形大孔，表面有一刻画符号。小者长1.9、宽1.0、厚0.8厘米，重0.9克。透孔大小与大者同。

铅贝：1枚。灰白色，表面锈蚀无光泽。用外范与内范合铸而成，形状如穿孔贝。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M512︰6出土。据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赵匡华研究检测后指出，这枚铅贝显然是货币，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货币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把我国金属贝的诞生时期提前了约5个世纪。

青铜贝：共计3种29枚。其中1枚形制与山西省保德出土铜贝相同，1枚略同。长1.4、宽1.0、厚0.6厘米，贝壁厚0.2厘米，重1.7克。

蚁鼻钱：3枚，青铜质，1993年出土于阿盟额济纳旗居延故地。

鎏金铜贝：数枚，其中1枚完整，余均有残缺。90年代末在额济纳旗居延故地出土。其中完整的1枚系1997年出土于该旗苏泊淖尔苏木伊布图嘎查一处古文化遗址内，长2.1、上宽1.1、下宽0.9厘米，面铸阴文同常见鬼脸状，背平夷。

此外，2000年8月在包头市钱币学会换届会上，会员展示的个人钱币藏品以及从他们的介绍中，得知包头市有不少会员都收藏有青铜贝且均出自包头市境内。

二、春秋战国货币

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金属铸币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基本上取代了原始的实物货币。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诸侯分立，各国分别铸造货币，其形制不一，重量不等，货币单位不同，形成几个大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随着圜钱的出现和秦国的日益强盛，币制逐渐趋向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既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又是战国七雄中燕、赵的势力范围。在东部有山戎和东胡，西部有匈奴、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战国时期主要是东胡和匈奴两大游牧民族，他们曾一度称雄于中国北方，成为燕、赵等国防范的劲敌。东胡活动的中心在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一带，匈奴活动中心在今内蒙古西部阴山南北一带。到秦汉时期，东胡被匈奴击败，从此代之而起的是乌桓和鲜卑族。战国至秦，虽然匈奴、东胡与赵、燕等国往往以阴山、燕山为天然屏障，南北对峙，但也经常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杂居共处的时期。因此，在阴山南麓、燕山之北的宽阔地带，不仅是民族间争斗的战场，而且更多的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互相交往、融合的场所。从这里出土的货币亦可说明这一点。

（一）主要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在内蒙古的燕、赵等国的农业地区，流通的主要是刀币、布币和圜钱。

春秋时期的货币，迄今在内蒙古地区发现较少。50年代在呼和浩特旧城发现1枚“武”字空首垂肩弧足大布；在内蒙古东部通辽市、赤峰市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仿制贝中，有相当于春秋时期的东胡族使用的货币。在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高原上所发现的商周时期的36枚天然贝和铜、骨、玉、石、牙等仿制贝中，也有春秋时期的贝币，90年代末，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出土数枚圆首、圆肩、圆足3孔布。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货币在内蒙古地区则多有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也不少。

综合内蒙古地区所出土的战国货币可分3部分，一是赵国的布币和少量刀币，二是燕国的明字刀币，少量的布币和方孔圜钱，三是魏、晋、韩、齐、楚诸国的刀、布币。

战国时期，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即今乌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伊盟、巴盟东部和南部等地，均属赵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有著名的赵长城、赵云中城等故址。在内蒙古的东部，与河北交界的燕山北部的赤峰地区，属于燕国的势力范围。燕国长城的中、东段即在今赤峰市境内。燕国右北平郡城址即在今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今宁城县黑城子古城）。上述地区农业经济较发达，商品交换频繁，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易互市的地区之一。同时，这里又是燕、赵等国与东胡、匈奴民族交战的前沿阵地和物资供应基地。所以，这里出土的战国货币最多、也最集中。而且各诸侯国的货币经常同时出土，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往来频繁、货币通用的史实。

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即在阿盟黑城遗址中发现了战国布币。

6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罗家营乡榆树沟村西塔尔沟的农田里，一次发现30多枚布币。现仅存1枚“甘丹”布，这枚平首、耸肩、尖足大布，是典型的战国早期赵国的货币。

赤峰市博物馆在六七十年代从民间征集到一批出土的燕“明”刀，以及燕、齐、韩、赵等国的“陶阳”、“平阳”、“襄平”、“”（旧释“梁邑”）、“宅阳”、“安阳”、“武阳”、“晋阳”、“兹氏”等布币。

1975年，赤峰市喀喇沁旗上瓦房乡大西沟门村村民修水渠时，在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1件铅质燕国“一化”圜钱面范范母，当时被民工误认作白银而砸碎分掉。1981年，民工薛占芳将自己分得的1块铅范送交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

喀喇沁旗大牛群乡发现窖藏“一化”钱币200多枚。

赤峰市新窝铺战国遗址内出土一陶罐铜钱，共计30多斤。其中方足布245枚，尖足布12枚。布币钱文可辨者为“安阳”、“平阳”、“晋阳”、“兹氏”、“”、“宅阳”、“北屈”、“襄平”、“差阴”、“益昌”、“陶阳”、“平阴”等。燕“明”刀6枚，“半两”1枚。“一化”圜钱最多，达2 325枚。

1975年，林西县十二吐乡苏泗汰村南沙窝子出土燕“坪”布1枚。此布青铜质，平首、平肩、平裆，通长4.1、首宽1.6、首长1.3、裆深1.1、足宽0.7、肩宽0.71厘米，重4.85克。钱体较薄，面铸“坪”2字。 

1978年，在燕长城南部的赤峰市宁城县榆树林子乡出土燕“明”刀1 000余枚。

据巴林右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70年代从土产部门收购到部分燕“明”刀。这些刀币虽然出土地点不详，但无疑是当地农民在劳动中发现并出售到土产收购部门的。因战国时期的西拉沐沦河以北曾是东胡腹地，所以亦有战国货币遗存。

1980年，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乡二十家子村北出土窖藏战国钱币2罐，共计22.9公斤，184枚。其中以布币为多，刀币次之。布币中方足小布最多，方足大布次之，尖足布最少。方足大布有“”、“”、“安阳”等，方足小布有“”、“邾”、“ 彘邑”、“平阳”、“宅阳”、“郎”“北屈”、“中都”、“周是”、“同是”、“涅”、“ 焛”（即蔺）、“贝丘”、“襄垣”、“安阳”等。尖足大布，面文有“焛”、“大阴”、“甘丹”（邯郸）、“兹氏”、“邪山”等；尖足小布面文有“武安”、“武平”、“平州”、“兹氏半”、“榆八（半）化”等。刀币均为直刀（赵刀），面文有“甘丹”、“白化”、“白人”等。这批钱币，属于战国韩、赵、魏国铸币，其中以赵国钱币为主，方足“焛”字小布数量最多。

1980年，在包头市麻池村西砂石场出土一批三晋布币，计40余枚，10余种。有“平阳”、“安阳”、“中都”、“高都”、“同是”、“皮氏”、“襄阳”、“”、“兹氏”等。

1981年7月，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窖藏钱币共计20余万枚，77种，298品，其中最早的铸币是“一化”圜钱，共3枚。

1981年，巴林右旗上石匠村出土的18公斤古币中，有2枚“一化”圜钱。

在赤峰市钱币市场上，见有上千枚或数百枚出土窖藏“一化”圜钱出售。

上述“一化”圜钱，直径均在1.8、穿宽均在0.8厘米左右。有外郭（“城郭”之“郭”意，钱币之“郭”分为外郭和内郭。外郭系指钱身外周之突出部分，内郭则指钱穿即钱孔四周之突出部分——编者），背平素，与喀喇泌旗出土的“一化”母范形制一致。这些钱或许即出自喀喇沁旗上瓦房乡大西沟门的铸币作坊。“一化”圜钱为战国晚期燕国所铸。

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地乡新井村南蘑菇山战国遗址内出土战国窖藏钱币。出土时钱币装在一绳纹灰陶罐内，共约15公斤。其中完整的方足布68枚，尖足布5枚，刀币108枚。可辨的有燕、赵、魏、齐、韩等国钱币。

赤峰市郭家梁战国遗址中出土了燕“明”刀窖藏，出土时货币存放在陶罐内，完整的“明”刀约15公斤，373枚。分为直刀、弦折刀、罄折刀3种类型。

同年，呼和浩特市郊区保合少乡脑包村出土六七十枚战国布币，内蒙古博物馆征集到10枚，多为赵国钱币。

1985年，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在托克托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燕山营乡张全营村征集到12枚方足小布。品种有：“安阳”、“”、“平阳”、“”、“贝丘”、“兹氏半”、“大阴”、“晋阳”、“甘丹”、“焛”等。另又征集到4枚刀币，有“明”刀和“白化”刀2种。 

1986年4月，赤峰市电业局一钱币收藏者在赤峰市喀喇沁旗乃林乡三柏垅村征集到3枚“明化”圜钱。据当地农民反映，这里还曾多次发现刀币（应为“明”刀）。这3枚“明化”钱属同一版别，背平素，面无郭，面文“明化”2字为阳文，直径3.4厘米，重2.5至2.7克。

在赤峰市区内以及翁牛特旗、巴林右旗、林西县等地都有战国钱币出土。

伊盟地区在1986年钱币普查中共发现战国钱币52枚，其中蚁鼻钱14枚，“明”字刀18枚，尖首刀1枚，齐刀1枚，三孔布1枚，“焛”字圜钱2枚，直刀1枚，“一化”钱1枚。其余为“莆反一釿”布、“焛”字方足布，“襄垣”、“王氏”、“”、“匋阳”（有释作“阳安”者）、“安阳”、“平阳”等方足布，“大阴”、“平周”等尖足布。

1987年，托克托县五申乡杜千窑村加固黑河堤坝时，在河堤上发现一古陶罐，内装约6公斤战国方足小布，征集上来的有“安阳”、“中都”、“平阳”、“宅阳”、“”、“襄垣”、“露”、“高都”、“渔阳”、“”、“邾邑”等12种。在托克托县的中滩乡哈拉板申村西河槽出土6枚尖足小布，伍什家村出土6枚方足小布，永圣域乡把栅村也出土一批布币。

1989年，凉城县崞县窑乡郭木匠沟村出土1件赵国“安阳”、“”布同范铁范面范。

1989年夏，在包头火车站东侧施工推土时发现一批战国“明”刀，共15枚。此批刀币呈凸背凹刃状，面幕周郭，郭高文浅，柄端圆形刀环。刀长13.6至13.9厘米，重13至15克。

在乌盟凉城、丰镇、兴和、卓资等县战国古城和村落遗址中，均出土有窖藏战国钱币，其中凉城县出土最多。在双古城和麦胡图乡一次出土布币和刀币30余公斤。其中有赵国的“安阳”、“”、“平阳”、“ 焛”、“武平”、“武安”、“兹氏”布；魏国的“宅阳”、“戈邑”、“一釿”、“晋阳”布，韩国的“屯留”、“”布，燕国的“明”字刀。布币以赵国最多，魏国次之，韩国最少。刀币以燕国最多，赵国较少。 

90年代，凉城县天成乡马王庙村出土窖藏战国钱币1罐，重约5公斤。内蒙古博物馆征集到10枚，有赵国“安阳”、“平阳”、“襄垣”、“ 焛”字布，魏国“宅阳”布，燕国“明”刀等。

《凉城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城县境内先后出土了数百千克战国货币。战国时期，凉城地区流通着赵、魏、韩三国的尖足布、方足布……”。

1991年5月，清水河县王桂窑乡建设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刀、布币共计1 320枚，其中有尖足布308枚，币文有“平州”、“平周”、“晋阳”、“中阳”、“武安”、“兹氏半”等；方足布392枚，币文有“大阴”、“安阳”、“平阳”、“露”、“中都”、“ 焛”、“兹氏”等；燕国“明”字刀620枚（200多枚已折断）。这是90年代以来发现战国钱币最多的一次窖藏。

1992年春，武川县庙沟乡土城子村修路时，于古城遗址内出土刀币20余枚，出土时用麻绳穿连。同出青铜短刀1把。

1993年秋，赤峰市元宝山区山前乡黄安堡盆子窑村出土一古陶罐燕“明”刀，共计三四千枚。这批刀币均用草木灰分层隔放，因而腐蚀较轻。刀币外形整齐划一，铜质及铸造水平都比较精良。

1994年秋，清水河县万家寨水库黄河边一农民耕地时，发现布币88枚，其中尖足布56枚，方足布32枚。

1994年，托克托县伍什家乡毡匠营村农民筑墙取土时，发现60多枚方足小布。

1995年夏，在清水河县小缸房乡畔峁子村建花纹石加工厂推土时，发现一古陶罐，内装刀币20余枚，完整的有15枚。刀体微弧基本趋于平直。刀首尖长，刀身轻薄，较窄；面文4字或5字，腐蚀较重，不易辨认。背平素，柄端有一椭圆形穿孔。刀币长12、宽1、柄宽0.6厘米。

1996年，在崞县窑乡元山子村北山沟战国遗址发现有“安阳”、“口阳”布及刀、布币残片若干件。

1996年春，和林格尔县巧什营乡忽通图村，在建砖窑时发现20枚战国布币，有尖足布、方足布2种。尖足布有“中阳”、“兹氏”、“武平”、“平周”、“晋阳”、“甘丹”等7种9枚。方足布分大、小2种，大方足布有“安阳”、“”等，小方足布有“襄垣”、“梁邑”、“平阳”、“中都”、“子”等。

1996年，在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老牛湾村出土战国钱币17枚。其中“焛”字布9种，均为圆首、圆肩、圆足，面文均为“焛”字，但书写各异，背饰两道长直纹，两纹间铸有不同数字，除两枚腐蚀模糊不清外，有背“十二”、背“十”和背“一”数种，通长在6.5至7.7厘米之间，足距在3.4至4厘米之间，最厚者达0.19厘米。尖足布均为平首、耸肩、尖足，计有“大阴”布，通长5.2、宽2.8厘米；“曼邑”布，通长5.4、宽3厘米，背“三”；“兹氏”布，通长5.6、宽3厘米，背“一”。

1996年5月，托克托县古城村村民在云中城遗址西墙外挖渠时，出土一批刀、布币，托克托县博物馆追缴回刀币144枚，耸肩尖足大布13枚。其中燕明刀115枚，赵刀29枚，文字可辨者有“甘丹”、“白化”2种，另有3枚币文不清。布币有“晋阳”、“邪山”、“大阴”、“ 焛”、“甘丹”、“ ”（即“爿”，又有释读“阜”字者）布等6种。另外，又见尖足大布30多枚，其中“豕韦”、“兹氏”、“晋阳”布各1枚，“大阴”、“邪山”布各2枚，“焛”布3枚，“甘丹”布10枚；刀币30枚，其中有2枚铭文“杆丹”。燕刀可分圆折刀和罄折刀2种，圆折刀51枚，弧背圆折，曲刃，尖首内曲，刀身较宽，窄柄圆环，刀身及柄均有高出刀面的外郭，刀身连接柄处略呈弧形，刀柄面背各有纵纹2道。通长13.8至14、最宽1.8至1.9厘米，重15至17克，背面均铸有文字和符号；罄折式刀64枚，呈罄形，刀身及柄均比圆折式刀币为小，刀柄中间2道纵纹进入刀身。钱面铸“司”字，字形呈扁圆，通长13.8至14、最宽处1.6至1.8厘米，重15.6至19克。幕铸有文字和符号。赵刀28枚，其中“甘丹”刀19枚，钝首，刀身刀柄较宽，刀体轻薄，斜首微凸，面平直略有弧度，直柄，环孔呈橄榄形，俗称直刀，面文铸“甘丹”2字，背文不清，通长13.8、宽1.7厘米，重11.1克；“白化”刀6枚，刃部为钝首，刀体轻薄，斜首微凸，面平直略有弧度，刀柄正背面各有2道纵纹，刀柄比“甘丹”刀窄，直柄，椭圆形环，亦称直刀。通长13.8至14.3、最宽处1.5至1.7厘米，重8至13克；另有3枚面文不清的小刀币，皆具“白化”刀风格，但刀身略窄、短，体较轻，刀长12.7、宽1.3至1.4厘米，重7克。尖足大布13枚，皆为平首、耸肩、方档、尖足，其中“晋阳”布1枚，背有2竖纹，通长8.7、足宽4.5厘米，重13克；“邪山”布1枚，背有2道竖纹，通长8.5、足宽4.5厘米，重13克；“大阴”布1枚，背铸2竖纹，其间饰数道横纹，残长7、腰宽3.9厘米，重10.7克；“焛”布2枚，背文均为“五”字，幕有2道斜向双足的八字形竖纹，背首也有纹饰，一枚为2竖纹，一枚为“十”字纹，通长8.5、足宽4.2厘米，重12.1克。此布面文清晰，字体苍劲有力，铸造规整；“甘丹”布7枚，背饰两道竖纹，通长8.5、最宽4.4厘米，重11.9至13.1克，其中一枚背铸“丄”纹；“”布1枚，此布残长8.3、足宽42厘米，重11.6克；“豕韦”布1枚，残，“豕韦”2字上下排列，皆书于布面右侧，通长8.3、腰宽3.9厘米，重10.9克；“兹氏”布1枚，背饰2道竖直纹，通长8.4、腰宽3.6、足距4.3厘米，重11.7克。这批窖藏钱币是一次重要的出土发现，不论从数量（因大部分流失）还是品种上讲，在同期发现中都属罕见。仅所见到的钱币从币文上分即多达10种，“甘丹”刀、布币皆有，另有数枚面文不清者。特别是首次发现了“”和“豕韦”2种布币。此外，从出土的布币皆为尖足大布分析，这批窖藏钱币之下限当不晚于战国早期。

1997年，清水河县老牛湾村黄河岸边又出土了一小陶罐战国钱币，共约30多枚。据当事农民讲，有圆足布、尖足布、方足布和蚁鼻钱。仅见到3枚“焛”字圆足布，通长7.2至7.7、宽1.3至1.4、厚0.1至0.19厘米；方足布1枚，一足残，面文为“安阳”，此布通长4.4、首部宽1.9、肩宽2.4厘米。残布币1枚，据仅存币文可知为“商丘”尖足布。

90年代以来，在阿盟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有蚁鼻钱和刀币，其中以额济纳旗拐子湖出土品类和数量最多。

90年代末，在托克托县黑城乡黑水泉村的一座规模很大的秦汉古城遗址内发现战国晚期秦国“两甾”钱1枚。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本地区出土的战国钱币131枚，30多个品种。币文计有“明”字刀，“安阳”、“平阳”、“襄垣”、“戈邑”（）、“宅阳”、“”、“焛”、“北屈”、“郎”、“贝丘”、“ 子”、“涿”、“兹氏半”、“彘”、“氏”、“益昌”、“涅”、“大阴”、“武安”、“晋阳半”、“武平”等布币，鬼脸“贝化”铜币等。这些钱币，多数来源于乌盟、伊盟、呼和浩特和包头地区。

在辽上京地区所见古币，有燕“明”刀和方足布等战国钱币。

通辽市奈曼旗出土有燕“明”刀、“渔阳”布、“一化”等战国钱币。

（二）战国钱范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批大量地铸造钱币，都十分注重提高铸币技术和工艺。于是，在铸钱泥范、石范之外，又出现了金属钱范，铸币作坊也迅速增加，这一状况在内蒙古地区也有反映。

1958年，包头市麻池窝尔吐壕战国遗址中出土3件“安阳”布币石范。其中面范1件，左侧有一缺口，“安”字欠完整，上方有倒“V”形浇铸口，分别通于布首，长宽均为9.5、厚1.5厘米，布模向下凹0.2厘米。范内并列刻有“安阳”方足布2枚。该钱模所刻“安”字为正书，若用此范铸币，则会出现反书的“安阳”布。背范2件，均残损较重，其一可见有两布背之阴刻纹，另一件仅存一布背纹，上部均有流口。3件布范外部均有便于缚扎的菱形方格纹。布范均用质地松软之石料制成，灰绿色，内含石棉。

1975年，赤峰市喀喇沁旗上瓦房乡大西沟门村出土“一化”圜钱铅范残件，系不规则形，是整扇范模的左上角部分。其残长8、最宽7.5、厚1厘米。范面铸有凸起的正文“一化”钱模，据此表明这是一块母钱面范。在仅存约60平方厘米的母范上，纵列有3排7枚钱模，中间一排存有钱模3枚，左右两排各存钱模2枚。钱模均有外郭、方穿，形欠规整，钱径在1.6至1.8厘米之间，穿宽约0.7、钱模间距约0.4厘米。钱文“一化”2字除中间一排的第一枚钱“一”字在上、“化”字在下之外，其余6枚均“化”字在上、“一”字在下。3排钱模，右两排相连为同一浇铸口，其中间为条状的主浇道，分别与两侧钱模相连，整体似一树状，左一排钱模当与其左侧浇道相连。这块钱范出土在战国遗址内，此范又是一件母范，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很可能在这里设立过铸造“一化”圜钱的铸钱机构或作坊。“一化”钱是战国后期即公元前226年秦攻下蓟城（燕上都）燕王喜迁居辽东之后的铸币。迄今在燕国都城所在的北京地区尚未发现，而在赤峰地区陆续发现数量可观的窖藏和散杂在其他时期钱币窖藏中，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断的可能性。

1989年，乌盟凉城县崞县窑乡出土的一件“安阳”“”布同范面范。该范为铁质，形制略近正方，长10、宽9、厚1.4厘米，重900克。左右排列向下凹约0.3厘米的平首、平肩、方足布钱模2个。右侧阴刻反书篆文“安阳”，钱身长5.1、首宽2、首长1.6、肩宽3.1、裆深1.2、足宽1.2、足距1.2厘米；左侧阴刻反书篆文“”，钱身长5、首宽2、首长1.5、肩宽3、裆深1.2、足宽1.1、足距1厘米。在铁范下方中部有一梯形浇铸用流槽，最深处约0.8厘米，上宽2.2、下宽3.3厘米。在流槽左右各有一个宽0.4、深0.5厘米的排气孔道，分别与左右钱模相连。范之四角各有一深约0.5厘米的圆凹，由此可推知背范应有4个圆凸，这样以便上下范相互对合。

1996年，有关学者对“安阳”、“”布铁范出土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此范出土在崞县窑乡元山子村北的蛮汉山区，由郭木匠沟村沿山沟向西北行约数百米，在山沟西侧的山坡台地上有一处规模较大的战国遗址。至今在遗址的东北角处即沟的西侧尚存不少木炭灰烬遗迹。据当地人介绍，几年前在此地见有一处完整的烧窑址。如今，因山洪所致，这处烧窑址大部分已被陆续冲走。现从仅存的一小部分，仍可见熏黑的烧窑西壁。再者，遗址地表散布的陶器残片等遗物甚多，战国时期的板瓦、圆孔箅陶片、石纺轮等遗物俯拾皆是。在遗址内还发现了战国“明”刀和“平阳”、“口阳”布币残件。在附近山沟里还采集到一个直径约20厘米、口部残缺的坩埚，其底部尚存有青铜硬块。还采集到部分青铜渣。再从蛮汉山上生长有许多质地坚硬的乔木烧材以及在郭木匠沟东边的杜代营子山顶部有含铜量较高的矿石来分析，在这件铁范出土所在的蛮汉山中，可能有战国时期的铸钱作坊。 

从内蒙古地区出土钱范的情况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战国时期，燕、赵、秦等国在内蒙古部分地区相继设郡，大批的中原华夏族居民陆续迁入这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燕、赵、秦三国的郡县辖区内，许多荒地被开垦成农田，铁制农具被大量传入和使用，古代的冶炼业得到发展，具备了设置铸币作坊、开炉铸钱的经济、技术条件。第二，战国时期，燕国、赵国南邻强大的齐、秦等国，北对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攻伐和掳掠，必须增强经济实力，增强军费开支，扩充军事实力。因而对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便为在边疆铸币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内蒙古地区多山脉，山区地形复杂，环境隐蔽安全，又具备矿产、烧材和水资源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就地取材，开炉铸钱也是一举多得之事。如今在这里多次出土战国钱范和大量的钱币，以及众多的战国古城遗址，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