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货币（公元前221～公元580年）

  来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金融志（上卷）

从秦汉到南北朝经历了六七个世纪，近10个王朝，所铸钱币数10种之多。在内蒙古地区除地处南方的三国蜀、吴和南朝铸币少见以外，其余都有大量发现。特别是王莽时期还在今内蒙古地区设有多处造币厂，并从这些铸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钱范。

这一时期，是中国货币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秦朝以半两钱制统一了中国货币。汉初承袭秦制，又多次改铸钱币，开创了五铢钱制，直到隋朝的700多年间，一直占统治地位。同时，自秦已有黄金参与货币流通，金铜本位币制产生。到了西汉仍为金铜并用，黄金改以斤为单位，1斤黄金值1万个铜钱。西汉货币经济较前大为发达，货币制度又有更新，在金铜并行本位以外，尚用白鹿皮币（饰以彩绘的方尺白鹿皮，值40万钱，这是中国纸币之先驱）、白金三品（银锡合金，上品为圆形龙币，值钱3 000；中品方形马币，值钱500；下品椭形龟币，值钱300）及谷帛。

一、秦代货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随之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战国时期铸行流通的五花八门的货币被统一为方孔圆形的“半两”钱。按当时衡制，1两等于24铢，半两即重12铢。这种以铢、两为单位的货币制度在中国通行了1 000多年。半两钱方孔圆形的币制则确立了中国古代铸币的基本形制，自秦至清末，流行2 000多年。

当时在内蒙古的农业地区，使用的货币就是“半两”钱，但由于秦统治时间较短，加之这里又多为秦与匈奴交锋的战场，经济发展受到阻滞，货币商品交易更属不易，因此，秦代钱币发现较少。

伊盟准格尔旗秦广衍城附近八垧地梁与壕赖梁墓地三座古墓中共出土57枚古币，其中“半两”8枚，钱径2.8至3.2、穿宽0.7至1厘米，重4.5至7.9克。该盟发现的另一枚秦“半两”钱，径3.23厘米，重6.2克。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沟门出土1枚“半两”钱，该钱比较厚重。

呼和浩特市郊区发现8枚“半两”钱，大小不一。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出土2枚“半两”钱。

在托克托县的黑城乡黑水泉村秦汉时期的一座大型古城遗址内，发现4枚“半两”钱。

通辽市发现小篆、长字、小字诸品“半两”钱多枚。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所见古币中，也有“半两”钱。

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八庙嘎查发现一处古钱窖藏，出土古钱605公斤，其中有部分“半两”钱。

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乌海市新地秦汉古城、古墓的发掘中，发现有“半两”钱。

80年代，在乌盟察右前旗煤窑乡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中，发现1枚秦“半两”。

1996年8月，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现1枚“半两”钱，直径2.8、穿宽0.95、厚0.12厘米，重4.5克。面部高凸，背有三处米粒大的鎏金点。

呼和浩特市一钱币收藏者收藏数十枚秦半两，大多出自伊盟。

二、两汉货币

两汉，包括自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中经短暂的新莽政权，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前后共4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期，钱币铸造、流通领域曾发生不少的变化。如大小、轻重不一的“半两”钱，“五铢”钱的始铸和五铢钱制度的建立，子母钱范的大量使用，中国纸币的鼻祖——白鹿皮币的产生，新莽的多次币制改革及五花八门的莽货用币，最早的铁钱——东汉铁“五铢”等等，真可谓品种繁多，花样翻新，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同时，自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铸造“五铢”钱起，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即均集中于党中央朝廷，此后历代相沿承袭。

两汉时期，北逐匈奴，大拓疆土，特别是西汉在秦朝向北扩边的基础上又有大规模的拓展。同时，为加强对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御，不仅修缮了秦代长城，而且又向东扩展至辽东，向西经阴山、河西走廊一直延伸至新疆。此外，还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两道平行的外长城。这样，汉代长城全长2万余里，比秦长城长出1倍。长城虽是战争防御工事，但它的修筑在客观上又促进了草原游牧民族和内地汉民族之间的往来。修建长城中，大批的汉族士兵及民众被源源不断地迁到北方，生活上需要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特别是长城沿边建有众多的城镇，在两汉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边境安定为主流的情况下，这里也就成了长城南北人民相互交往的场所。双方交往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买卖、交换生活物品为主。这些都是当今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出土汉代钱币的原因。

两汉时期的内蒙古，大部分地区都归属党中央王朝管辖。因此，在货币的使用上也与中原地区相同，仅在偏远的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还依然是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或使用实物货币。

（―）西汉半两钱

西汉建立之初，在货币使用上承袭秦制，一是仍为黄金与铜钱平行本位，二是仍用“半两”钱。但不久即以秦钱重不便用而“更令民铸钱”，于是出现了仅重三铢以下的减重“半两”，俗称榆荚半两或榆荚钱。结果造成货币贬值，物价腾跃，只好废行。高后二年铸八铢半两之后又铸行了五分钱、四铢半两钱、武帝三铢钱等等。在内蒙古地区各地几乎都有西汉“半两”钱出土，而出土最多的是伊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盟、巴盟等地。

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出土约500公斤唐代窖藏钱币中，有汉“半两”176枚，其中西汉文帝四铢“半两”165枚，22品，直径在2.25至2.6厘米，重1至4.2克。

1975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考古工作者对伊盟准格尔旗西部牛川秦广衍故城及其附近墓地进行考古清理试掘中，发现西汉八铢“半两”2枚，钱径均为2.75、穿宽均为0.75厘米，重分别为2.7、3.4克。另有汉文帝四铢“半两”6枚，均无内郭，其中5枚无周郭，边不规整，钱径在2.3至2.7、穿宽在0.7至0.9厘米之间，重1.9至3.6克；1枚有周郭，直径2.3、穿宽0.7厘米，重1.9克，当为武帝时四铢“半两”。

1981年，巴林右旗上石匠山村出土180公斤古钱币，其中有西汉“半两”25枚。同年7月，西三道营子出土的20多万枚古钱币中也有西汉“半两”。

1984年，在乌盟察哈尔右翼前旗礼拜寺乡元代窖藏钱币中，发现西汉“半两”2枚。

1986年5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不浪乡五号村一农民在院内取土时，发现窖藏古币约250公斤，其中有西汉“半两”。

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乌海市新地秦110国道旁汉代古墓的清理发掘中，发现了6枚西汉“半两”。

1991年，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金代窖藏中出土有西汉“半两”。

通辽市发现的西汉钱币有“半两”、四铢“半两”，其中还有传形“半两”。

1995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乃只盖乡黑兰更村农民在砖窑取土时出土了一陶罐汉“半两”。

1996年8月，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的窖藏古钱中，发现3枚四铢“半两”。

1998年7月，在商都县三面井乡瓜坊子村附近的半山坡上被雨水冲出500多枚西汉“半两”钱。这批窖藏“半两”，品类较多，但文字形制基本相同，笔划平整、方折。

钱径在2.2至2.4、穿宽0.6至1.2厘米，重量在1.9至3.5克之间。从形制特征可分正面有郭、无郭、广穿、中穿和狭穿；从文字可分“连山两”、“双人两”、“十字两”、“有颈两”、“省笔两”、“半”大“两”小、“半”小“两”大、“半”高“两”低、“半”低“两”高等数品。另外，又有面星、穿下竖纹和穿上、穿下横郭等多种标识。

90年代初，文物部门对巴盟磴口乌兰布和沙漠中的4处汉墓群进行了全面发掘清理，出土为数不少的汉代钱币，其中河壕一座汉墓中，出土数枚西汉“半两”。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的古币中，有西汉“半两”。

包头市郊区麻池燕家梁汉代文化遗址中发现1枚西汉前期的四铢“半两”。

阿盟历年出土的西汉钱币中，以西汉“半两”居多。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半两”43枚，分别出自乌盟、伊盟、清水河县等地。

伊盟出土的复式四铢“半两”2枚，其一，钱径2.10厘米，重2.3克；其二，钱径2.36厘米，重2.7克。蛇目“半两”1枚，钱径2.34厘米，重2.5克。

呼和浩特市一钱币收藏家收藏西汉“半两”数百枚，多出自伊盟、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地区。

总之，西汉“半两”在内蒙古地区发现较多，特别是在中部、南部、西部各地更是屡有出土。说明内蒙古大部地区在西汉时期即与内地联系密切，经济来往频繁。

（二）西汉五铢钱

《汉书·食货志》记载，在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之前，使用的半两钱有6种（含最初所用秦“半两”）。其时，由于民间私铸状况严重，而且屡禁不止。因此，造成流通中的“半两”钱大小和轻重相差悬殊，劣币充斥，导致商品经济交易的混乱，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于元狩五年进行币制改革。一是首创了大小、轻重适中，采用加铸外郭的“五铢”钱。“五铢”钱不仅沿用时间最久，而且其形制还影响到唐代乃至国外。二是在党中央设立了铸币机构上林三官，这为5年后废除郡国“五铢”钱、将铸币权统一在国家手中奠定了基础。

西汉武帝时期，内蒙古阴山南北地区皆入西汉版图，特别是汉武帝对内蒙古中西部即今天的包头、巴盟等地的开发，改九原郡为五原郡，下设16县，并建立朔方郡，下设10县。西汉末年，昭君出塞和亲，汉匈和睦相处，边疆安宁，使这里的经济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增长，货币商品经济也出现繁荣局面。从此地所出土发现的西汉“五铢”钱分布面之广、数量之多即可见一斑。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古城出土的一瓮唐代窖藏钱币中，有“五铢”钱282枚，直径2.25至2.63厘米，重量在1.1至4.2克之间，有一定数量的西汉“五铢”，现藏内蒙古博物馆。此外，该馆收藏的在乌盟凉城县出土，以及5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旧城等地征集的“五铢”钱还有51枚。

1965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呼和浩特市郊区白塔村挖掘出土的西汉五铢钱12枚，其中9枚为上林三官“五铢”，3枚为郡国“五铢”。

1970年，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乡脑木汗村曾发现一批窖藏“五铢”钱。

1981年，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村出土的180公斤古钱币中，有西汉“五铢”230枚。同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20多万枚古钱币中也有西汉“五铢”。

1984年，在巴林右旗他本板唐代窖藏钱币中发现6枚“五铢”钱。在辽上京地区发现的古钱中也有“五铢”钱。赤峰市散落在民间的“五铢”钱更是随处可见。

同年，乌盟察哈尔右翼前旗礼拜寺乡出土的元代窖藏钱币中，发现西汉“五铢”4枚。在煤窑乡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中，发现西汉“五铢”2枚。

1986年5月，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乡五号村一农民在院内取土时，发现窖藏古币约250公斤，其中有为数不少的西汉“五铢”钱。

1987年，伊盟文物工作站在杭锦旗乌兰陶勒盖发掘清理了14座汉代古墓（此处为西汉晚期汉墓群），出土西汉“五铢”78枚，为武帝和平帝时铸品。

1988年，伊盟文物工作部门清理了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代墓群，出土西汉“五铢”36枚。在准格尔旗的前房子金代遗址中，也有汉“五铢”出土。

80年代，在托克托县古城乡云中城遗址，2次出土数十斤“五铢”钱。其中一部分入藏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另外，在该县的南崞县营村也曾出土窖藏4公斤“五铢”钱。

1990年，在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沟心召发现金代窖藏钱币2 437枚，其中有西汉“五铢”。

1991年，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金代窖藏钱币中发现有西汉“五铢”。

1991年秋，武川县大青山乡井儿沟村一农民挖窖时，出土窖藏钱币约440公斤。其中亦有“五

铢”钱。

1993年6月，乌盟兴和县二台子乡土堡子村出土600多枚古钱，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汉“五铢”。

通辽市出土的西汉“五铢”钱中，有郡国五铢、上林三官五铢。1994年10月，在科尔沁右翼后旗散都苏木麦里嘎查出土金代窖藏钱币60公斤，10 263枚，其中时代最早的为西汉“五铢”钱。钱文“五”字交笔圆折弯曲，“铢”字金旁三角略小，记号略同郡国五铢。钱径2.5厘米，重3.5克。

1996年8月，乌盟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窖藏钱币792枚，有12枚“五铢”钱。

在呼盟的额尔古纳市的四卡连队发现1枚西汉“五铢”，钱径2.50、穿宽1厘米，重2.62克。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也发现1枚“五铢”钱，钱径2.50、穿宽1厘米，重2.41克。上述2枚皆无内郭，背亦无郭，当为武帝最初所铸五铢。扎兰屯市发现的1枚“五铢”出土于哈多河乡辽代窖藏钱币中，其钱径2.49、穿宽0.90厘米，重2.3克。

呼和浩特市博物馆现藏“五铢”钱40枚，其中多为西汉“五铢”。呼和浩特市郊区发现的12枚西汉“五铢”，品相均佳。

伊盟发现有“五铢”稀罕品，如背“五十五”、合背“五铢”，钱径2.6厘米，重3.2克。

包头市汉代遗址众多，出土的西汉“五铢”数量也较大。50年代末，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包头市郊区召湾、麻池、城梁、古城湾、三顶账房等地的几处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均发现有“五铢”钱。一墓中多者数百枚，少者二三枚，且以西汉“五铢”为多。在巴盟众多的汉墓中都发现了五铢钱，特别是在纳林套海25号西汉墓中，出土了近百枚用绳索穿在一起的五铢钱。

阿盟地区虽地处偏远，但却是汉代重要的屯兵之地，在这里驻有戍边兵将，大量内地移民也随之迁至此地。著名的居延汉简中记载了当时这里借贷、商事、私铸钱币以及与内地密切联系，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等情况。五铢钱在这里也多有发现。

（三）王莽币制复古改制及在内蒙古地区的铸币

新莽政权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即进行了4次币制复古改制，所行货币种类总计达5物（金、银、龟、贝、铜）、6名（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28品。并且在全国遍设铸币作坊，大量铸造钱币。

内蒙古地区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王莽货币，而且也发现了多处铸币作坊遗址和许多钱范。同时，因为王莽的“六泉十布”成龙配套，铸造又精美，所以成为泉家和古币爱好者们所寻觅收藏的珍品。

当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是阴山、燕山沿线，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即今天的巴盟、包头市、伊盟、呼和浩特市、乌盟和赤峰市等地。

在呼和浩特市辖区内，发现的王莽钱币品种数量都是比较多的。其中以“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等为最多。同时，也不乏稀见品。1959年，在和林格尔县的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窖藏钱币中有36枚“货泉”、22枚“大泉五十”、1枚“布泉”。50年代，内蒙古博物馆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征集到2件不同版式的“大泉五十”铜母范。1985年，武川县第二物探队在工作中也发现10枚古币，其中有“大泉五十”1枚。1986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黑老窑村也发现了“大泉五十”铜范。同年，驻守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5145部队的官兵，在该县发现5枚“大布黄千”和3枚“小布一百”，均送交内蒙古博物馆。

1976年，在汉代右北平郡所在地——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的王莽钱范作坊遗址共出土完整和残缺不等的“大泉五十”陶范母497块，“小泉直一”陶范母522块。陶范均用掺有砂粒的红粘土制成，下层较厚，土质较粗，钱范的上层很薄，土质也很细腻。正、背范母都有。90%以上为铸造过金属范的废品，其表面有层灰白色的硬光面。在出土的范母中，有110块有纪年或有关官职、人名等文字。如其中一长14.4、宽15、厚4.1厘米的范母前端的残块上，即有一竖行阳文隶书“始建国元年三月”纪年文字。有的是在右边竖书一行“后钟官工裒造”或“前钟官工良造第”，左边一行竖书“始建国元年三月”。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两块有残损的范母，一件长17.4、宽17.6、厚4.4厘米，上面有16枚钱模，排列五行。钱径为3、穿宽1.1厘米，钱文字迹清晰，为阳文篆书。另一件长23.2、宽22.3、厚3.7、边框宽1.4厘米，上面有66枚钱模，排列10行，钱径1.4、穿宽0.4厘米，钱文为篆体，字迹已模糊。两钱模穿之中间都有凸起的小乳钉。

1980年，在伊盟鄂托克旗公其日嘎苏木刘家圪梁汉墓群（共有12座古墓）的一座砖室墓中，清理出土大量的“大泉五十”钱。

1981年8月，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村出土180公斤古钱币，其中有“货泉”32枚，“大泉五十”5枚。1981年7月，林西三道营子出土的20多万枚古币中也有王莽钱币。辽上京地区发现有“货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和“货泉”等莽钱，其中以“货泉”居多。

1983年，包头市文物处在市郊召湾清理汉墓22座，在M₇₇、M₇₉中发现“大泉五十”1枚、“小泉直一”6枚。前者钱径2.8、穿宽0.9厘米，重5.4克；后者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钱径1.4、穿宽0.4厘米，重1至1.5克。其中M₇₇中有枚口含钱。1985年，在固阳县新建乡元代窖藏钱币中，发现5枚“货泉”。

在巴盟的纳林套海、包尔盖和沙金套海汉代墓葬中，多发现有“大泉五十”、“货泉”、“一刀平五千”和“大布黄千”等莽币。1986年，内蒙古博物馆在巴盟杭锦后旗车辆厂征集到2 270枚古币，其中2 249枚为王莽“货泉”，按大小可分3等。还有重内穿和剪边者，品种多样。另有“大泉五十”6枚，“布泉”3枚。

在呼盟、兴安盟、通辽市、锡盟、乌海市、阿盟等各盟市都有王莽钱币出土，主要以“货泉”、“大泉五十”为主。1991年，在乌兰浩特市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有少量“货泉”。通辽市发现的新莽货币既有普通“大泉五十”，也有厚肉、大小样、四决（内郭四角向外突出或延伸——编者）、合背、重轮（双重外郭，亦称“重棱”——编者）“大泉五十”，还有“小泉直一”、“货布”、“货泉”、无字“货泉”、半星“货泉”、决文“货泉”等品种。1992年，在呼盟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汉墓葬中，出土“大泉五十”15枚，钱径2.7、穿宽0.9、郭厚0.2厘米，重7.7克。在阿盟出土的古代货币中，以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和“货泉”居多。

80年代，在乌盟煤窑乡和礼拜寺乡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现有“货泉”、“大泉五十”等王莽钱币。1996年8月，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现1枚“货泉”。

90年代，在伊盟杭锦旗哈劳柴登汉代古城内，多次发现王莽时期的陶质钱范母范，目前见到10余块。其中鄂托克旗一收藏者收藏的一块“小泉直一”钱范上有34枚完整的钱模。该范钱文为阳文，字迹清晰，钱模规整，布局合理。两位钱币学会会员在该处古城遗址发现的一块“小泉直一”陶范残件，其上虽仅存2个模糊不清的钱模，但却存有一行竖列反书阳文“始建国元年三月”的准确纪年字样。这是继1976年出土有纪年字样新莽陶钱范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其余还有“货布”、“货泉”、“大布黄千”、“小泉直一”等陶范。根据1996年、1997年伊盟钱币普查小组以及内蒙古钱币学会秘书处前后多次对该古城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古城的北部，即出土钱范处，尚堆积着大小不等与钱范颜色、质地相同的陶块。其中不乏边角规矩完整者，以及冶炼土渣和大大小小的土块，这或许是制造钱范的材料和废弃物。在此处还经常能拣到 “小泉直一”等莽钱，也有西汉“五铢”钱。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王莽时期的一处铸币作坊。

在乌盟10余座汉代古城和240多处汉代村落遗址中，经常发现“小泉直一”、“货泉”、“大布黄千”和“货布”。在凉城、卓资、兴和等县和察右前旗，也都出土过“大泉五十”、“货泉”和“一刀平五千”等。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有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盟、伊盟等地征集到的“大泉五十”52枚，“小泉直一”3枚，以及“契刀五百”、“壮泉四十”、“小布一百”、“差布五百”、“大布黄千”、“货布”、“布泉”、“货泉”等王莽钱币80多枚。其中还有“货泉”饼钱、合背“壮泉四十”等稀有品。另外，有出自伊盟杭锦旗哈劳柴登古城的“小泉直一”、“大泉五十”陶质钱范数块。

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莽钱，品种基本齐全。其中精品有“壮泉四十”、“一刀平五千”、“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背四决文（指内郭四角向外突出或向外沿伸的斜纹）“货泉”、背四出文（指四决的斜纹一直通到外郭）“货泉”、合背“货泉”以及穿上五横、穿下“大”字“货泉”和“大泉五铢”等。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王莽钱币分布十分广泛，品种和数量之多都是很惊人的。尤其是在内蒙古发现了王莽时期规模相当大的铸钱母范作坊和铸币作坊，以及大量的钱范，这不仅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经济也比较发达。

（四）西汉铸币作坊及砝码钱

1998年，在伊盟达拉特旗乌兰乡出土一批窖藏西汉货币，共有西汉“半两”4 000余枚。同时出土的郡国“五铢”残钱、残枝（浇铸钱后流铜槽中留下的残铜，状似树枝）、废铜块、坩埚和一大型弩机。其中半两钱包括高后八铢半两减重钱即六铢半两、五分钱、四铢半两和私铸小钱。其中以四铢半两最多，占九成以上，八铢半两最少，且无标准品。此次出土的西汉半两钱内含丰富，有颈半两、内外郭半两、简笔半两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枚面穿下书“廿 ”的半两和一枚穿上铭“ω”符号的半两钱，均属首见。还有为数不多的面一竖、两竖、三竖及阳刻“三”、“×”、“＋”等的半两钱。结合以前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面“回”、“六”和“廿二”的半两钱分析，这是一类有特殊含义的记数钱。再从同批窖藏中发现有郡国五铢钱、钱枝、废铜块和坩埚（其上面有与五铢钱背范叠压形成的痕迹，内混杂许多灰色陶片，似钱范残片），以及五铢钱为典型的郡国“五铢”等来看，在乌兰乡有一个早于杭锦旗哈劳柴登铸币机构的铸币作坊。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汉时期，汉王朝曾在鄂尔多斯设郡，汉匈关系时战时和，汉对匈奴大规模作战数十年，军费开支庞大，在这一地区设立铸币机构可以省去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再者，乌兰乡的地理位置在达拉特旗中是最靠近杭锦旗的一个乡，存在着原地被毁后转移到杭锦旗的可能。而且，在哈劳柴登也有西汉上林三官五铢钱范的出土，两地铸造的钱币存在着继承关系。

此外，1991年，在乌盟兴和县大同窑村古城，出土1件西汉早期的“平梁四两”钱。面长3.4、宽2.8、边厚0.7厘米，至覆顶面厚1厘米。覆顶面长1.8、宽1.4厘米，重62.41克。整体呈长方覆斗形，纽已残缺。正面阴文“平梁四两”4个篆字。铜质、表面赤黄。有文物工作者考证，认为此钱是西汉早期验证市场货币是否足重的一枚砝码钱。

（五）东汉五铢钱

东汉初年，沿用王莽的“货泉”。至建武十六年（40）恢复了五铢钱制度，所铸“五铢”钱，形制与西汉“五铢”相同。其后所铸“五铢”较初铸“五铢”肉薄质劣，并加铸有星点、横划、竖划等各种记号。

灵帝中平三年（186），首铸“四出五铢”。东汉末年，献帝初平年间（190～193），董卓以长安、洛阳铜器和“五铢”钱，铸行无文、无内外郭的轻小粗劣的小钱。亦有穿孔很大、钱身极轻小、文字若有若无的私铸小“五铢”。

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是乌桓、鲜卑族活动的地方。同时，在与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相邻近的地区，也是汉民族从事农耕生产和生活的地方。东汉“五铢”钱多发现在这些地区，但相对来说集中出土较少。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唐代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窖藏钱币中，发现东汉“五铢”4枚。

1964年、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古丰州城遗址内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有1枚东汉无文五铢，十分轻薄粗劣。

1980年，在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盐店乡新民渠出土的总数达1 048公斤，272 154枚的西夏窖藏钱币中，有少量东汉“五铢”。

1983年，乌盟察哈尔右翼后旗红格尔图乡三道湾东汉鲜卑墓中出土5枚“五铢”钱。

1987年，乌盟兴和县叭沟东汉鲜卑墓中出土10多枚“五铢”钱。

乌盟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和赵家房子村东汉鲜卑墓葬中，都有“五铢”和剪轮“五铢”钱出土。

90年代初，文物部门对磴口乌兰布和沙漠中的150余座汉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墓中基本上都出土了“五铢”钱，其中有东汉的建武“五铢”和传形“五铢”等。

通辽市发现有四出“五铢”、董卓“五铢”和剪轮“五铢”等。

由于东汉初年所铸“五铢”基本与西汉“五铢”相同，所以较多的实物收藏单位或个人未能将两汉“五铢”区别开来。为数不少的东汉“五铢”尚未被分别列出，被定为西汉“五铢”者也不在少数。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1）是我国历史上动乱时间最长的时期。在三个半多世纪期间，包括三国的相争，西晋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及此后北方各民族上层分子割据政权间的混战，南朝各代政权的迭次递嬗。长时期的战乱，人民流徙，造成人口的空前移动与大量减少，社会生产受到破坏，货币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是匈奴人和鲜卑人，他们也均建立过地方政权。鲜卑拓跋氏还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都曾铸行过钱币，在内蒙古地区都有发现。

（―）魏、蜀、吴货币

三国时期（220～265），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货币制度十分混乱。曹魏于文帝黄初二年（221）曾明令废止五铢钱，使人民以谷帛相交易，直至明帝初年（227）才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自此以后，曹魏一直延用五铢钱制度，未有更改。刘蜀政权铸行过“五铢”、“直百五铢”、“直百”等钱币。孙吴政权曾铸有“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钱币。这些三国时期的铸钱，在内蒙古地区都有发现。

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仍以实物进行交换活动。在匈奴和鲜卑墓葬中，特别是身份地位高贵者的墓中，常有大量的金银器物出土。可见，金银对于匈奴人和鲜卑人来说，也是财富的象征。

兴安盟钱币学会收藏有蜀国“直百五铢”1枚。

通辽市发现有魏“五铢”。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有魏“五铢”和蜀“直百五铢”。

乌盟出土有曹魏沿用的汉代“五铢”和蜀汉“直百五铢”。

呼和浩特市地区出土有曹魏用汉“五铢”，蜀汉的“直百五铢”、“定平一百”，孙吴的“大泉五百”。

1990年，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八拜乡炼油厂工地上，一民工挖出一批綖环“五铢”和剪轮“五铢”，重约3.5公斤。

在伊盟的多起钱币窖藏中，亦有三国时期的货币出土。

乌海市钱币收藏者收藏有孙吴“大泉当千”。

内蒙古博物馆亦收藏有魏“五铢”。

（二）两晋货币

两晋处于动乱时期，在币制上并无建树，西晋用魏钱，东晋用孙吴旧钱。此时，北方边疆地区有五胡十六国与之并立。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为鲜卑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权管辖，西南部为匈奴赫连氏族所建夏政权之辖区。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又常常臣服于西晋政权。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尚未发现前燕铸币，大夏政权铸币则有出土。通辽市、呼和浩特市地区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有少量东晋沈郎“五铢”、十六国中成汉李寿铸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以及后赵石勒铸的“丰货”钱。伊盟十二连城出土“大夏真兴”数枚。呼和浩特市一藏者收有两枚出于乌审旗统万城遗址的“大夏真兴”（背四出）鎏银钱。乌盟凉城县崞县窑乡亦发现“大夏真兴”1枚。呼和浩特市、乌海市地区部分会员也收藏有“大夏真兴”钱。

（三）南北朝货币

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曾各自铸钱。在内蒙古地区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货币，多是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铸币，南朝货币也偶有发现。

这一时期最早的货币是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铸的“四铢”钱，其后是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所铸年号钱“孝建四铢”。再后又铸“孝建”、“永光”、“景和”二铢钱。

南齐铸币较少。相比之下南梁铸币品种最多，如有外郭的天监“五铢”、缺边的公式女钱、四出纹铁“五铢”、二柱“五铢”、四柱“五铢”等。南陈只铸有重约3克的“五铢”和“太货六铢”2种钱币，制作都十分精整，尤其是“太货六铢”是南朝钱币中最精美的，历来深受泉家喜爱，在地处北疆的内蒙古地区也常有发现。

北朝政权皆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由于他们善于吸收汉族先进文化而发展壮大，势力远达中原、汉中地区。因此，在铸行货币方面也由最初不用货币到接受汉文化而铸造使用货币。

北朝最早的货币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铸造的“太和五铢”，此钱在铜质、文字上均粗劣。但永安二年（529）所铸“永安五铢”就十分精整、美观，被东魏、西魏所效仿和沿用，只是在重量或背部有所不同而已。

北齐仅铸有“常平五铢”1种钱，很精美。

北周初用西魏大统“五铢”，后于保定元年（553）铸造“布泉”，重约4.3克，1当5枚“五铢”钱。北周“布泉”币文用玉箸篆，有别于王莽的垂针篆“布泉”。北周还铸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品相皆佳。

通辽市发现有南朝刘宋元嘉“四铢”、萧梁“五铢”（公式女钱）、四柱“五铢”和二柱“五铢”。

呼和浩特市地区发现有南朝“四铢”和陈“太货六铢”。

内蒙古博物馆藏有南朝陈“五铢”。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北朝钱币，有1959年在和林格尔县唐代古城出土窖藏钱币中的“永安五铢”10枚，“常平五铢”20枚，“五行大布”1枚，以及零星征集的“永安五铢”、“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若干枚。

1987年，在伊盟乌审旗陶利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有北朝钱币。

赤峰辽上京地区发现有北魏“永安五铢”和北齐“常平五铢”。

兴安盟钱币学会收藏有“常平五铢”1枚。

哲盟所见有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北周“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

乌盟发现北魏“太和五铢”，北齐“常平五铢”1996年8月，在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展1枚“永安五铢”，1枚“常平五铢”。

呼和浩特市地区所见北朝钱币相对较多，计有北魏“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北周“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