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探索方志起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即方志是在需要及可能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任何一种著作体裁，应当说都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方志自然也不例外。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多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说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众所周知，郡县制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因此，方志这一著作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战国时期历史观由重天命敬鬼神向重人事的变化，促使人物传记的产生，《史记》的诞生直接推动着人物传记的发展。人物传记乃是方志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人物传到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才创立，先秦史书中虽叙述了各种不同人物，但作为人物传的形式当时并没有产生。《史记》的诞生在我国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影响下，刘向首先写出了独立的传记著作《列女传》。此后，脱离正史，专写人物传记的风气从而逐渐盛行起来。特别是到了东汉、三国以后，更是非常发达，并出现了分类传记，如《高士传》《高僧传》《逸士传》等，分地域的传记，如《襄阳耆旧记》《会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等。这就为方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著作相会合，便产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记。

其次，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着人物传记的盛行。早在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选拔官吏，就已采取了由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的措施。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逐渐形成汉代选拔官吏的察举制度。后来这种察举制度一般都以郡国名士主持的乡闾评议为主要根据，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魏晋以来，各朝则又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汉代察举制的发展。无论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被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既然政治上盛行对人物的评论，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史学上也注重褒贬人物的风气。

再次，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在西汉时期，许多豪族地主便大肆兼并土地，横行乡里。到了西汉后期，许多豪族地主占有土地以后，便采用庄园的经营方式，东汉开始以后，这种庄园形式便逐渐在各地建立起来。这些豪族地主，当他们经济力量非常雄厚以后，便进而要取得政治权力以保持其既得的经济地位。于是他们便利用察举选官这一制度，相互勾结，互相标榜，相互推荐亲属故旧，这样势必要制造舆论，需要地方性的著作来为其服务，“地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时而生。特别是到了“选举而论族姓阀阅”“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的时候，宣扬显赫的家世、打出祖先的旗号，就更加显得重要了。所以各地都有所谓“先贤传”“耆旧记”“风俗传”之类的著作出现。开始时也许就是人物传记，但不久便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相会合，这便是最早的方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方志的雏形——地记。当然，这种“地记”，有的是称“某地记”，有的则仍旧称传，如《南阳风俗传》《关东风俗传》等，自然不能把它们看作单纯的人物传记。^[28]

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了地记，这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当然，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对于名称并不大注意，因此有的称志，有的称传，有的称记，有的称录，也有的称图经，名称并不统一。但从后来发展趋势看，称记者为多，称志者也不少，如《陈留志》《南中志》《豫章旧志》等，不过这种志，是与记的意思一样，就是记事的意思。看来形成“方志”这个专有名称，还是有一个相当的历史过程的。尽管当时出现的名称不一，但这种地记的内容，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内容。^[29]

另有学者指出：方志之名始见于《周礼》。《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据郑氏解释，“志者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其实这些都是一国的史书，和后来的方志不尽相同，较为具体的，则是《后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出的“二汉方志”。当时不仅有方志名称，而且方志的著作也是相当的繁多了。现在传世的尚有《三辅黄图》和《三秦记》等，虽属辑本，但大体可见一斑。^[30]

上述学者关于方志起源的论述虽不尽一致，但大体上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或汉魏时期，并在否定方志起源于《周官》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参见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9～23页。

[2]（北宋）司马光：《河南志·序》，《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六十八。

[3]《夏官司马》下，《周礼》卷八。

[4]《地官司徒》下，《周礼》卷四。

[5]《地官司徒》下，《周礼·郑氏注》卷四。

[6]《地官司徒》下，《周礼》卷四。

[7]《地官司徒》下，《周礼·郑氏注》卷四。

[8]《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9]参见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中国方志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3）。

[11]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25～26页。

[12]参见（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卷首，目录。

[13]参见（北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卷首，目录。

[14]（南宋）王应麟辑《玉海》卷第十五，地理，元丰郡县志。

[15]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16]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5～99页。

[17]（清）洪亮吉：《新修澄城县志·序》，清乾隆《澄城县志》卷二十，序录十八。

[18]（清）廖寅：《校刊〈华阳国志〉序》。

[19]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十二章，《越绝书》与《华阳国志》。

[20]李泰棻：《方志学》第一章，概论。

[2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6页。

[22]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0～100页。

[23]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0～104页。

[24]（元）许有壬：《大一统志·序》，《圭塘小稿》卷五，序。

[25]（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山海经笺疏图说》。

[26]（清）毕沅：《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山海经笺疏圈说》。

[27]参见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中国方志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28]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31～44页。

[29]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44～52页。

[30]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