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中创新开拓学术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自觉地继承传统史学的精华，吸取时代智慧，在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上都有许多出色的创造。譬如，范文澜在延安版通史的基础上，又以十几年时间进行补充和改写，撰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全书之前有近5万字的“绪言”，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贯穿全书的理论指导。在以后各编中，著者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为这部通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对唐代的论述场面广阔、内容翔实，设置了八节分别论述政治、经济、与四方诸国的关系、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又以7万余字大篇幅论述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的历史。著者又从佛教、禅宗、儒学、道教、百花盛放的唐文苑等八个方面讲述唐代文化，其中仅论述唐文苑和“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两节，就分别写了约3.5万字和3万字，堪称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美不胜收！正由于对各个时期的历史都做了丰富、翔实的记述，才保证了范著广受读者欢迎，累计印行达几百万册。

两个命题的讨论还可以引申到专史领域。专史领域实际上也有通史式与断代史式两种类型的史著，两个命题在这里应该是同样适用的。下面就断代式专史必须贯彻以通史精神为指导，谈点个人体会，向大家请教。我撰著《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一书时遇到一个难题：本书的主体内容是论述清代公羊学说的演进，但是如果机械地理解断代的“断限”，只局限于论述清代，那么清代公羊学的源头和精义就无法讲到。公羊学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倡导“变易”“改制”和“拨乱反正”，以及“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命题，都是在战国和两汉时期形成，并且曾在西汉盛行于世，若书中不讲清楚这些问题，那么要让读者弄懂公羊学在晚清能够“复兴”，并与社会局势相激荡而演出一幕幕活剧，就失去凭借。为此，我确定这部书必须做到“贯通上下”，于是特意安排了第一章“一份独特的哲学遗产”，分为三节，论述《公羊传》的精义和董仲舒、何休的贡献。以下的主体部分论述清代乾隆末年庄存与揭起“复兴”序幕，至刘逢禄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加以改造、发展，到戊戌时期康有为锻造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公羊学说再度风靡海内。这样，避免因刻板划定“断限”而割断前后历史联系。读者对此才能感到顺理成章，有序展开。最后又设立“公羊学与晚清新学”一章，讲以公羊学为“中介”，推动了20—21世纪之交新思想的传播。全书固然属于公羊学断代史，实际上又寓含了公羊学通史的意蕴。至于这样做是否有当，则要敬请专家和读者评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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