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国的气候变化基本一致。
根据考古学者发现的准格尔旗及鄂尔多斯其他地区的新石器遗址,赤峰地区出土的公元前16世纪的铜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出土石器有铲、锄等农具推断,在仰韶文化时代至殷墟时代(公元前6000年至1100年),内蒙古地区气候宜人,人类活动比较活跃,气候类型属于温暖期。
在距今3000年到2500年之间的周代初期,气候比较寒冷干燥。西周历王六年(公元前872年)鄂尔多斯近邻甘肃地区出现“大雨雹”,牛羊冻死。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481年),气候又转暖。从大量出土文物考证,当时鄂尔多斯气候适宜,农业、畜牧业及青铜器技术都很发达,故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赤峰地区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文物中金属武器突出增多,并发现以前没有的马的遗骼和青铜马器。
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221年)当时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族依仗草木茂盛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步强大起来。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3年)。内蒙古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不仅畜牧业发达,农业也发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征服匈奴后,在这里设置郡县,同时又将内地居民大批迁入,耕田垦殖。公元前210年一次就迁入北河榆中(今杭锦旗至准格尔旗一带)3万户,10余万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从云中(今呼和浩特一带)出击鄂尔多斯各部,击败楼烦、白羊王,掠夺牛羊百余万,可见畜牧业之发达,与温暖湿润气候有关。汉武帝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迁朔方10万人口,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将山东等地灾民72.5万人迁入鄂尔多斯地区。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鄂尔多斯农业人口已达167万之多,尚不包括10余万从事畜牧业的匈奴降民。农牧业空前发展的状况,与秦时期温暖和雨水丰沛的气候是分不开的。
东汉、三国、西晋时代(公元初至317年),气候寒冷,干旱。100—119年的短短20年中竟出现12个旱灾年,由于接连不断地发生干旱,造成农业歉收,牧草枯黄。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使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从公元二年的167万减少到7万余人,几乎减少96%。
魏晋时代,特别是公元270—289年的20年中有9年出现大雪、严寒、或春秋乃至夏季出现冻害情况。这期间有关风沙灾害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汉永康元年(300年),“冬十一月戊午朔,大风从西北起,折木,飞沙石,六日整”。
东晋、六朝时代(317—589年),气候寒冷,但转向多雨。公元421—521年出现大雪和水涝灾害18次之多。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定都在统万城,赫连氏赞美该城“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说明当时统万城附近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气候湿润。当时敕勒族人赞美沿黄河南北数千里风光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窍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明气候是雨水调匀、适中。
隋唐时代(589—907年),气候明显转暖。唐朝289年中,北方黄河流域只有9年有霜和冻害,平均30年出现一次。这时期大风的记载相对减少。但在气候相对温暖中也有比较寒冷的年份出现,唐贞观元年(627年),“突厥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唐代赤峰地区有“平地松林”之称。宋代文人欧阳修(l007—l072)《春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中有“山深闻唤鹿,林里自生风”的描写,说明当地气候温暖湿润和林深草茂的自然景观。
宋朝(辽、金、西夏)时期气候又转向寒冷干旱。在宋朝的300年间,有13年发生冻灾,13年冬天奇寒,比隋唐时期的气候要冷得多。与寒冷相对应的是干旱,宋朝的干旱既频繁又严重。宋代以前鄂尔多斯及相邻地区每百年有干旱记载不过10~15次,而宋代每百年有干旱记载30次,平均3年左右发生一次大旱。寒冷干旱的气候,使鄂尔多斯地区植被凋萎,沙化进程加快,曾经驰名华夏的统万城,到宋淳化五年(990年)时,已经深埋在沙漠之中,不得不从这里向外移民,倒场到长城边缘地区放牧。
元朝—明朝又转入温暖多雨时期。查阅元代80年的史料,除有10余年“陨霜杀禾”的记载外,未见有奇寒冬天的记载。另一个特点是降水明显增多,常有“雨淋”及暴雨成灾的记录。元朝的88年中暴雨记载达21次之多,且多雨年常常连续出现,有的连二三年。有关大风的记载相应减少,史籍中对大风的记载仅有4年。明朝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未见有“奇寒”“寒冬”“大雪”的记载,可见那时的气候仍是温暖多雨。
明末—清朝年间,内蒙古地区的气候又一次变冷。明成化七到九年(1471—1473),鄂尔多斯及相邻地区连续3年出现“霜冻”或“冷冻”天气。明万历四十八年(1573)“冬大雪”,至翌年仲春始霁,人都冻馁死。这种情景,从南宋以后还是少见的。这种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其中清顺治十年(1653),北方大部地区降大雪,“平地丈余”。当时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大雪通月”,且冻死了人。
1721—1880年,气候有些回暖,文史上记载间隔10年以上无霜冻灾害达5次之多,最长的一次达22年之久(1786—1808)。
1881—1920年,气候变冷,尤其是1900—1920年,气候严寒,20年间有l0年出现冻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蒙地区(现东乌、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右旗等地区)遭受雪灾,地面积雪4尺,为20余年所少见,饿死牲畜很多。1912年史籍上记载:“东蒙地区遭受雪灾,地面积雪3尺,寸草不见,家畜死亡大半,幼畜大部冻死。”说明当时气候寒冷。
内蒙古地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国的气候变化基本一致。
根据考古学者发现的准格尔旗及鄂尔多斯其他地区的新石器遗址,赤峰地区出土的公元前16世纪的铜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出土石器有铲、锄等农具推断,在仰韶文化时代至殷墟时代(公元前6000年至1100年),内蒙古地区气候宜人,人类活动比较活跃,气候类型属于温暖期。
在距今3000年到2500年之间的周代初期,气候比较寒冷干燥。西周历王六年(公元前872年)鄂尔多斯近邻甘肃地区出现“大雨雹”,牛羊冻死。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481年),气候又转暖。从大量出土文物考证,当时鄂尔多斯气候适宜,农业、畜牧业及青铜器技术都很发达,故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赤峰地区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文物中金属武器突出增多,并发现以前没有的马的遗骼和青铜马器。
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221年)当时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族依仗草木茂盛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步强大起来。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3年)。内蒙古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不仅畜牧业发达,农业也发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征服匈奴后,在这里设置郡县,同时又将内地居民大批迁入,耕田垦殖。公元前210年一次就迁入北河榆中(今杭锦旗至准格尔旗一带)3万户,10余万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从云中(今呼和浩特一带)出击鄂尔多斯各部,击败楼烦、白羊王,掠夺牛羊百余万,可见畜牧业之发达,与温暖湿润气候有关。汉武帝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迁朔方10万人口,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将山东等地灾民72.5万人迁入鄂尔多斯地区。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鄂尔多斯农业人口已达167万之多,尚不包括10余万从事畜牧业的匈奴降民。农牧业空前发展的状况,与秦时期温暖和雨水丰沛的气候是分不开的。
东汉、三国、西晋时代(公元初至317年),气候寒冷,干旱。100—119年的短短20年中竟出现12个旱灾年,由于接连不断地发生干旱,造成农业歉收,牧草枯黄。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使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口从公元二年的167万减少到7万余人,几乎减少96%。
魏晋时代,特别是公元270—289年的20年中有9年出现大雪、严寒、或春秋乃至夏季出现冻害情况。这期间有关风沙灾害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汉永康元年(300年),“冬十一月戊午朔,大风从西北起,折木,飞沙石,六日整”。
东晋、六朝时代(317—589年),气候寒冷,但转向多雨。公元421—521年出现大雪和水涝灾害18次之多。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定都在统万城,赫连氏赞美该城“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说明当时统万城附近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气候湿润。当时敕勒族人赞美沿黄河南北数千里风光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窍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明气候是雨水调匀、适中。
隋唐时代(589—907年),气候明显转暖。唐朝289年中,北方黄河流域只有9年有霜和冻害,平均30年出现一次。这时期大风的记载相对减少。但在气候相对温暖中也有比较寒冷的年份出现,唐贞观元年(627年),“突厥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唐代赤峰地区有“平地松林”之称。宋代文人欧阳修(l007—l072)《春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中有“山深闻唤鹿,林里自生风”的描写,说明当地气候温暖湿润和林深草茂的自然景观。
宋朝(辽、金、西夏)时期气候又转向寒冷干旱。在宋朝的300年间,有13年发生冻灾,13年冬天奇寒,比隋唐时期的气候要冷得多。与寒冷相对应的是干旱,宋朝的干旱既频繁又严重。宋代以前鄂尔多斯及相邻地区每百年有干旱记载不过10~15次,而宋代每百年有干旱记载30次,平均3年左右发生一次大旱。寒冷干旱的气候,使鄂尔多斯地区植被凋萎,沙化进程加快,曾经驰名华夏的统万城,到宋淳化五年(990年)时,已经深埋在沙漠之中,不得不从这里向外移民,倒场到长城边缘地区放牧。
元朝—明朝又转入温暖多雨时期。查阅元代80年的史料,除有10余年“陨霜杀禾”的记载外,未见有奇寒冬天的记载。另一个特点是降水明显增多,常有“雨淋”及暴雨成灾的记录。元朝的88年中暴雨记载达21次之多,且多雨年常常连续出现,有的连二三年。有关大风的记载相应减少,史籍中对大风的记载仅有4年。明朝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未见有“奇寒”“寒冬”“大雪”的记载,可见那时的气候仍是温暖多雨。
明末—清朝年间,内蒙古地区的气候又一次变冷。明成化七到九年(1471—1473),鄂尔多斯及相邻地区连续3年出现“霜冻”或“冷冻”天气。明万历四十八年(1573)“冬大雪”,至翌年仲春始霁,人都冻馁死。这种情景,从南宋以后还是少见的。这种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其中清顺治十年(1653),北方大部地区降大雪,“平地丈余”。当时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大雪通月”,且冻死了人。
1721—1880年,气候有些回暖,文史上记载间隔10年以上无霜冻灾害达5次之多,最长的一次达22年之久(1786—1808)。
1881—1920年,气候变冷,尤其是1900—1920年,气候严寒,20年间有l0年出现冻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蒙地区(现东乌、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右旗等地区)遭受雪灾,地面积雪4尺,为20余年所少见,饿死牲畜很多。1912年史籍上记载:“东蒙地区遭受雪灾,地面积雪3尺,寸草不见,家畜死亡大半,幼畜大部冻死。”说明当时气候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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